他又是如何迁都的-北魏孝文帝是如何改革的

北魏孝文帝拓跋宏，汉名元宏，是北魏第七位皇帝，算是个挺有想法的改革家、文学家。他爹是献文帝拓跋弘，生母李夫人。早先在北魏刚建国那会儿，鲜卑拓跋氏对各部的控制其实挺弱的。但鲜卑贵族势力一直挺猛，从明元帝、太武帝到文成帝、咸文帝，这几代下来，他们牢牢把住了北魏的权力。 先说说孝文帝的改革吧。其中一个重要动作就是重定祖宗庙号。孝文帝彻底掌握大权后，为了摆脱统治困境、加强皇权，对旧贵族下手挺狠。最明显的就是他搞的“分工”原则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官员各司其职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，贵族们随便插手政务，搞得一团糟。比如他坚持让王瞻参与，说“议事、引导”是王瞻的职责，必须得参与。元望能参加大典，是因为他太尉的职责，跟他是不是“国大姓”没关系。一方面，这说明鲜卑贵族袁步不买韩王战的账；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孝文帝烦透了贵族以“国大姓”的身份瞎掺和政务。他想要的“分工”，就是想打破这套老规矩。 那孝文帝为啥要迁都呢？其实早有苗头。早先拓跋推寅带着拓跋鲜卑的先民从密林里走出来，就积极跟匈奴这些族群通婚，学人家的生产方式。献帝拓跋邻要迁到匈奴故地前，分定了宗族十姓，还宣布十姓内部百世不能通婚。这意思就是拓跋氏及其旁支必须跟十姓以外的部族通婚，跟匈奴等族的交流就更深了。这能看出拓跋鲜卑人及其祖先对各族挺开放的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，拓跋鲜卑才慢慢壮大，到力微时期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。后来，拓跋鲜卑就走上了汉化的路。拓跋鲜卑祖先处理跟匈奴关系的方式，跟后来北魏对待汉族的方式，其实是一脉相承的。这就是北魏后来搞汉化措施，甚至孝文帝迁都的内在原因。到了孝文帝时代，削弱旧贵族权力、进一步汉化，就成了历史的必然。所以他搞了服饰改革、重定庙号、官制改革这些措施。结果在改革西郊祭天仪式时，碰到了旧贵族脆弱的权力神经，他们集体反对。所以啊，要不要离开旧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，就成了孝文帝改革能不能成的关键。 那孝文帝到底怎么迁都的呢？迁都能成，关键在于孝文帝安排得挺周密。一个重要因素是得到了朝里年轻力量的支持。其实力保障直接来自北魏军事的变化和部分官员对汉化的认同，追根溯源，还是北魏不断汉化的结果。这么看，孝文帝迁都，其实是对前期汉化改革的总结和发展。另外，汉族军官开始掌握禁军指挥权，成了迁都计划的重要支持力量。早先北魏打仗都是鲜卑贵族带兵，到了迁都前夕，汉族也有人能掌军权了。 迁都之后，短期影响也挺大的。一般人觉得迁都就是促进鲜卑汉化、民族融合，维护统治。但我觉得，除了这些长远影响，短期影响也不能忽视。比如更换羽林虎贲、调整行政区划、换征战将领这些直接影响，让孝文帝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势力束缚，加强了皇权。这些能预见的直接好处，成了他甘愿冒险迁都的动力。迁都后，因为旧势力还在，孝文帝也做了些妥协。比如允许“难于移徙”的旧贵族“冬居南，夏居北”，服饰改革中对“不达新式”的元圣来容忍，语言改革中允许三十岁以上鲜卑人还说鲜卑语。不过这些妥协都是暂时的。不光如此，迁都洛阳后，征战将领也换了。比如南伐，汉人李崇、邢峦这些人成了常带兵的，鲜卑旧贵族反而退居次要了。 那为啥非得定都洛阳呢？到了冯太后时期，汉族士人地位高了不少，像赵郡李氏的李敷、李奕兄弟，陇西李氏的李冲，太原王氏的王靓，都受到了重用。冯太后用汉族势力制衡鲜卑贵族，也想缓解胡汉矛盾，减少叛乱。重用汉人让冯太后代表的皇权脱离了鲜卑贵族束缚，能独立运转。孝文帝掌权后，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构皇权体制。这么看，他后来搞爵位调整、废除军号世袭，都是在为分定姓族做准备。分定姓族是北朝门阀体制建成的重要标志。迁都的一个重要目的，就是摆脱鲜卑旧势力掣肘，加强皇权。他靠的是鲜卑贵族反感的门阀制度，达到了伸张皇权的目的。但门阀大族太壮大，也会阻碍寒门晋升，甚至影响皇权，东晋南朝的教训就在眼前，孝文帝不能不考虑。他要建的是皇权控制下的门阀制度。 早先北魏在地方搞宗主督护制，靠各地强宗大族统治，控制力有限。邺城在河北南部，当地大族林立，要是迁都过去，怕是被这些宗族困住。再加上赫连夏、柔然的外在威胁，明元帝肯定顾忌这些，所以迁都计划就搁置了。对孝文帝来说，邺城地理位置确实重要，但他想推动门阀政治，把鲜卑穆、陆、贺、刘、稽、于、楼、尉八姓定为第一等士族，再跟汉族崔、卢、李、郑、王大姓联姻，这是大势所趋。万一这两者联合起来，迁都邺城，他好不容易摆脱旧势力的计划，岂不是“刚脱虎口，又入狼窝”？孝文帝面对的是重构皇权体制：一方面要维持统治、维护权威，摆脱旧势力；另一方面还想更进一步，跟南朝争夺汉室正统。所以他才说平城是“用武之地，非可文治”。洛阳的文化优势，也成了他选洛阳的依据。邺城虽然是后赵、前燕的旧都，但那两国偏安一隅，是割据政权。北魏疆域广，太武帝时就基本统一了北方，之后又占了青、齐等地，边境不断扩大。这时候，“邺城”这种小国旧都，满足不了孝文帝的政治理想。他想要的都城，是能定鼎河洛、图谋天下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