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百姓有一日三餐吗-百姓一般都会吃些什么 (明朝百姓有一个太监吗)

明朝百姓“吃什么”，这事儿当年在欧洲人眼里可是个“大新闻”。

十六到十七世纪，欧洲传教士的笔记里，明朝老百姓的餐桌让多少欧洲人看得流口水。葡萄牙人克鲁士在《中国志》里直说明朝老百姓“极好吃喝”，主食大米小麦蔬菜之外，猪肉牛肉水产样不少，城里摊贩满街跑，随手就能买到吃的，简直是“大食客”本客。

西班牙人拉达的《记大明的中国事情》更细，说福建沿海老百姓肉食多样，烧肉熏鸡咸肉这些常见的不说，还有鸽子和斑鸠，做法有好几种，记录得精细，看得欧洲人直咽口水。

“中国通”利玛窦在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里也提，当时南方土地肥沃，生产发达，人们“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”。普通老百姓米麦鱼肉水果价格都便宜，特别是大米，生产“远比欧洲富裕得多”。

那这记录靠谱吗？翻翻中国自己的史料，比如陈舜系的《乱离见闻录》，说万历年间广东斗米才二十钱，一斤肉六七钱，鱼更便宜，一两钱就能买一斤。确实像利玛窦说的，“价格便宜”，老百姓吃得挺丰富。

不过，是不是所有明朝老百姓都能这么“爱好吃喝”？倒也未必。弘治年间的《温州府志》里，农民春分忙到冬初收晚稻才歇口气，家里的老太婆六七十了还得纺织挣钱。一天三顿，早晚喝粥，中午才吃干饭，下饭菜基本是鱼虾。同时代的《嘉兴府志》也差不多，也就端午能凑钱喝点“赛乐会”，小小奢侈一把。

当然，这也得老天爷照应。就算风调雨顺，农民的日子，还是苦得很。

比起农民，城里人的饮食就丰富些了。《明朝的居家必用食类》里说，明代“一线城市”普通百姓能吃到“槽鱼”“腊肉”“风鸡”“酸笋”“泡白菜”“腌萝卜”这些，当然，跟那些讲究“食不厌精”的士大夫比，还是简陋不少。

就说北京人冬天吃菜，官宦人家有火炕温室，天寒地冻也能种出黄瓜。普通人家呢？只能靠地窖存的大白菜，或者腌咸菜。能不能吃口新鲜菜，就看钱包了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明朝老百姓的饮食种类，比起以前朝代，那可真是丰富太多。不同地方的食材蔬菜，经常能在异地流通。《如梦录》记载，明代开封就有卖“希奇”蔬菜的店，不光有南方来的干菜，新鲜蔬菜也有，价格还不贵。

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里写得更生动，说他二十岁（1587）年在北京，想买点肉食，鸡鸭牛羊还能买到，鱼简直难找。可到了四十岁（1607），北京集市上到处是银鱼、甲鱼、螃蟹这些南方特产，价格居然比江南还便宜！普通市民家有点闲钱就能打打牙祭。这明代的商品经济发展，几样食材就给体现出来了。

别看明朝老百姓日常饮食“简陋”，他们“做大食客”的热情，真跟利玛窦说的一样高。十六世纪中叶起，城里奢靡之风盛行，餐饮消费也跟着“卷”。江南普通人家办宴席，常用“簇盘”，桌上食物能堆到一丈高，肉食蔬菜、珍奇果品、糖果，甚至斑鸠、马奶都有，一顿饭花几个月生活费是常事。

这风气让餐饮行业在明朝特别有前途，万历内阁大学士申时行都在笔记里感叹：“今都城如卖酱、屠沽有千万之资”，就是说卖酱、杀的小商贩，资产都有上千万，比他这个“阁老”还肥。

不过，这繁华大多集中在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发达地区。要看看明末，“吃什么”的话题就让人揪心了。

崇祯年间，马懋才在《备陈灾变疏》里写陕北百姓：延安府颗粒无收，赈济没盼来，饿急了先吃蓬草，蓬草吃光吃树皮，树皮吃光只能吃“青石”。这石头有腥味，吃一点就饱，可过几天就腹胀下坠而死。看着就让人心里发堵。

再想想明末那些催税加派，灾民连“青石”都吃不上，可官僚们还在享受“食不厌精”，吃饱了嘴上挂“民生”，背地里玩命党争。这繁华背后的反差，还有明朝灭亡的教训，几百年后再看“吃什么”这个问题，依然像回声一样，让人心里沉甸甸的。

参考资料：《明史》《明实录》《如梦录》《五杂俎》《明朝的居家必用食类》《温州府志》《嘉兴府志》、陈宝良《明代社会生活史》 、 顾诚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、何兹全《走进晚明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