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开宋代政治史之奥秘-什么是宋朝的祖宗之法 (揭开宋代政治纲领)

今天来聊聊宋朝的“祖宗之法”，这玩意儿在宋代政治里简直无处不在，想搞懂宋朝的兴衰，绕不开它。

你看宋代中央集权是活是死、权力结构是分是合、“守内虚外”怎么搞、文武怎么制衡、官僚系统怎么运转，甚至宋朝最后为啥衰亡，处处都绕不开“祖宗之法”这四个字。

可以说，宋代好多事儿的关键就在这儿。要是没搞懂“祖宗之法”，就别想真正看透宋代政治的弯弯绕绕，也摸不准宋代制度的门道。

宋人心里的“祖宗之法”，说白了就是个核心精神稳当、但涉及面特广的大杂烩。既有治理国家的大方向，也有统治者该有的办事态度；既有那些管着平衡制约的规矩，也有不同层级的具体章程。说到底，这是当时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搅和在一起的结果，出发点就一个：防患未然，主要目标就是让政局和社会稳稳当当的。

其实历代开国都会搞点本朝特色的律令，也叫“祖宗之法”甚至“祖宗圣训”，拿祖宗的规矩当办事标准，前朝也有。但像宋朝这样，把它捧成至高无上的原则，当成朝代的神圣口号，大到朝廷决策，小到官员任命，动不动就搬出“祖宗之法”，那真是玩得最溜的。后来元明清几朝，也受这个影响挺深。

宋代提“祖宗之法”说法还挺多，比如“祖宗法”“祖宗家法”“祖宗之制”“祖宗典制”啥的，但都一样，就是推崇本朝前几代帝王法度里一以贯之的精神。把太祖太宗那会儿的法度和精神概括起来，叫“祖宗典故”“祖宗之法”，当成治国标杆，是从北宋真宗时期开始的。最早提这个的，应该是李沆、王旦这些有名的贤相，还有一批想好好治理国家的士大夫。

虽说当时有士大夫拿《诗经》里周武王“绳其祖武”、成王“率由旧章”这些话当理论依据，但“祖宗之法”提出来，真不是光为了发扬儒家理念，更多是长期琢磨出来的。怎么让宋朝长治久安，别成了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，这事儿一直压在宋初统治者心里。从宋太祖开始，就老跟大臣聊子孙后代得守住开国法度的事儿。

比如绍兴初年，宰相吕颐浩就跟宋高宗提过，太祖跟赵普商量事儿时写过上百封信，里面有句：“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，所创法度，子孙若能谨守，虽百世可也。”开宝九年太宗即位时也明说：“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，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，纪律已定，物有其常。谨当遵承，不敢逾越。”太宗自己虽然老被非议，作风跟太祖也不太一样，但他凭本事继承了稳定趋势，没让国家再分裂。从宋朝“文治”传统看，太宗影响比太祖还直接。太平兴国八年，太宗跟大臣说：“中国自唐季分裂，五代尤其短命，大臣子孙很少能守住祖业。朕虽然比不上圣贤，但天天求治，不敢偷懒，特别戒备贪玩好色，就是想让老天看着，也为子孙长远打算，让皇位传得久，大臣也能世袭禄位。”至道元年，太宗立太子赵恒，还特意改名，拍着他后背说：“名此，欲我儿有常德，久于其道也。”这事儿对真宗影响特别大，后来有人建议改旧政策，他就拿这个当理由拒绝。

宋真宗即位后，制书里就说：“先朝庶政，尽有成规，务在遵行，不敢失坠。”后来仁宗乾兴元年即位赦说“夙侍圣颜，备承宝训，凡百机务，尽有成规，谨当奉行，不敢失坠”，英宗嘉祐八年即位诏也说“夙奉圣颜，备闻圣训，在于庶政，悉有成规，惟谨奉行，罔敢废失”。这些话可不是表面文章，直接给当时的政局定了调。

北宋建国后，主要就是纠正前朝弊端，防着出乱子，搞了一套针对性强、讲究实效的治国方略。通过分阶段集中目标、先抓大纲、重在平衡制约，比较平稳地实现了中央集权，显示出乱世里成长起来的统治者越来越成熟，也让宋朝跟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不一样。不过北宋前期的制度，不是画好蓝图全盘改造的，而是根据新形势，在中晚唐制度基础上慢慢改，有继承也有革新。

其实宋朝的“祖宗之法”，既不是一开始就完整定好的，甚至也不是太祖太宗两朝就搞完的，这不是一两个祖宗拍脑袋想出来的，而是随着时代发展，不断融合、确认才丰富起来的。晚唐五代社会巨变，士人里“清流”“浊流”“文学”“吏治”这些老分野被冲击得厉害。北宋前期决策层虽然很多是进士出身，但多数擅长办事，有实践经验，理念色彩不浓，更关心现实政治，空泛的道德问题反而不太上心。

这些人里，多数以纯诚勤勉、稳重低调出名，比如“寡学术”但“习吏事”、果断深沉的赵普，“周知大体，多识旧章”、谨慎的吕端，“居位慎密，动遵条制”、爱防微杜渐的李沆，还有被赞“有华国之文，负经邦之业”“以儒学吏才张为国器”的王旦，他们对“祖宗之法”的形成和提炼，出了大力。他们既是“祖宗法度”的制定者，也是忠实维护者，可以说他们就是“祖宗之法”的一部分，是“活”的体现，“祖宗之法”很多时候就是通过他们言行贯彻下去的。

不过“祖宗之法”被当成神圣整体后，宋人对它的理解越来越死板、僵化，建国初期那种实在、务实的劲儿反而发扬不开了。真正想为天下做事、有魄力的改革家，反倒被猜忌，觉得他们触犯了祖宗法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