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库全书-随着-清朝对文渊阁是怎么管理的-的入藏 (四库全书全集)

文渊阁刚建成那会儿，乾隆皇帝可是上心了。他看到四库馆呈进的《永乐大典》辑本里，有本宋代程俱写的《麟台故事》，里面说“典掌三馆秘阁书籍，以执政领阁事，又有直秘阁、秘阁校理等官，颇称赅备”，立马就联想到正在编的《四库全书》和新落成的文渊阁，赶紧下令制定文渊阁的官制职掌和以后管书的章程。

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六月，乾隆帝下旨说：“现在搜罗旧书，编成《四库全书》，每辑录完呈上来，我都亲自批阅修改。特意在文华殿后面建了文渊阁来存放，算是充实皇家书库，彰显文治嘛，书多得像海一样，各种颜色的丝绸包着，蔚为壮观。文渊阁我们朝虽然让大学士兼个衔，但不是真管事，以前也没这个地儿。现在既然新修好了，书都摆满了，不能不设官兼管，得名副其实。应该参考宋代的制度，设文渊阁领阁事总管，下面设直阁事一起管，再下面设校理，负责登记和点验。”

“阁里的书，要按时检查晾晒，虽然让内府的官员负责，但所有职掌还是得领阁事以下的人来干。从内阁、翰林院、詹事衙门里兼着用。每个衔设几个人，让什么官兼着，让大学士和吏部、翰林院商量好，列名单报上来，等我定夺，让他们各分职责带着衔，以后就按这个定数，传下去。”

于是大学士舒赫德把吏部和翰林院的相关官员叫来，详细商量文渊阁的官制和管理章程。考虑到“文渊阁是存书的地方，书堆得满满的，比宋代的三馆秘阁还重要”，所以舒赫德他们提议参照宋代的馆阁制度，“设文渊阁领阁事两个，让大学士、协办大学士、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着，总管所有事。设直阁事六个，让科举出身的内阁学士，内班出身的满洲詹事、少詹事、读讲学士，汉詹事、少詹事、读讲学士兼着，一起管整理修订的事。设校理十六个，让内班出身的满洲庶子、侍读、侍讲、洗马、中允、赞善、编修、检讨，汉庶子、读讲、洗马、中允、赞善、修撰、编修、检讨，还有科举出身的内阁侍读兼着，负责登记和点验”。

同时，让内务府大臣兼文渊阁提举阁事衔，管日常“钥匙启闭这些事”；“再设文渊阁检阅官八个，让领阁事大臣从科举出身的内阁中书里挑，报上来兼着，让他们在晾晒书的时候，跟着一起点阅，更显郑重”。

这个建议乾隆帝批准了，文渊阁官制就正式定了：“文渊阁领阁事二员，让大学士、协办大学士、翰林院掌院学士当；提举一员，让内务府大臣当；直阁事六员，让科举出身的内阁学士，内班出身的满洲詹事、少詹事、读讲学士，汉詹事、少詹事、读讲学士当；校理十六员，让庶子、侍读、侍讲、编修、检讨当；检阅八员，让内阁中书当。”

当年七月，大学士舒赫德、于敏中被任命为文渊阁领阁事，署内阁学士刘墉，詹事金士松，侍读学士陆费墀、陆锡熊，侍讲学士纪昀、朱珪等六人被任命为直阁事；十月，翰林官员翁方纲等十六人被任命为校理。这些在四库馆里不同岗位的朝廷重臣和纂修官，就成了最早用原衔兼文渊阁各项职掌的官员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年底，第一部《四库全书》编完了，第二年春天放进宫里的文渊阁。作为第一批进中秘重地的书，乾隆帝对书的存放、管理特别上心。

存放方面，《四库全书》的纸、装帧和存放都特讲究。纸用浙江上等的开化榜纸，白得晃眼，还特结实，是好纸。书册装帧用绢面包背装，就是把书页对折，版心朝外，两边往书背折，用纸捻订好，再用丝绢把书背和前后封面包起来糊牢。

考虑到《四库全书》包含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书太多，为了方便识别和找，装帧用了分色包背装，就是不同颜色的绢面区分四部。这就是乾隆帝诗里常说的“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”装潢，也就是“经部用青色绢，史部用赤色绢，子部用月白色绢，集部用灰黑色绢”，一看颜色就知道是哪部，一目了然。

乾隆帝有诗说：“浩如虑其迷五色，挈领提纲分四季。经诚元矣标以青，史则亨哉赤之类，子肖秋收白也宜，集乃冬藏黑其位。”至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因为“这是全书的纲领，不能分四色装”，所以专门“用黄绢面页，对应中央土色，让书卷整齐，更显完善”。

为了方便用和保存，还做了精致的楠木书函，每几本书放一个函，里面衬夹板，用绸带绑起来，函的一头能开合，函面用正楷刻全书名称、函序号、所属部类和具体书名，还饰和书册封面一样的颜色。比如《尚书详解》一函六册，函面刻“钦定四库全书”“第二百七函”“经部”“尚书详解”，字都是绿色的。

书装进函后，按部类顺序放专门的书架，搁在阁里。经部书二十架，每架四十八函，共九百六十函，放下层两侧；史部书三十三架，每架四十八函，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函，放中间暗层；子部书二十二架，每架七十二函，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函，放上层中间；集部书二十八架，每架七十二函，共二千零十六函，放上层两旁。总共一百零三架，六千一百四十四函，三万六千册。

为了方便找，还另外画了《四库全书排架图》，一起放在里面，需要的时候按图找书，又方便又快。

为了表示对第一部抄完存阁的《四库全书》的重视，乾隆帝特别允许，每册书首页钤“文渊阁宝”，末页钤“乾隆御览之宝”，开了各阁《四库全书》钤印的头。后来陆续抄成的内廷各阁全书，也按阁名和成书时间先后盖不同的印，不仅成了各阁《四库全书》的标志，也是人们叫《四库全书》时都带阁名的原因。

《四库全书》存进来后，文渊阁的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。领阁事上传下达，总管；提举阁事直接管一般事务，带着内务府的官员具体管看守、收发、打扫这些杂活；直阁事、校理、检阅各员每天轮班值班，负责查点检阅。

为了方便管理，朝廷还按原定章程，在上驷院附近拨了十多间房，给领阁事、提举阁事大臣，还有直阁事、校理、检阅等官，以及内务府司员、笔帖式这些人值班办公。

从此以后，“除了内务府官员常照看外”，直阁事、校理、检阅等官员，“每天派两人当值，早上辰时进来，下午申时走，成了常例。要是有人要查书，就让当值的校理管着，随时记着，备着查核。上架、开函、翻书、点阅这些事，还是让检阅官和内务府官员一起干。直阁事官员也时不时来值班，一起照看，让珍贵的文献典籍好好待着”。值班的时候，都由“官厨设饭一起吃，下午才散”。

除了日常值班，每年特定时间的曝书也是管理重点。原定章程参考宋代秘书省每年仲夏曝书的例子，定在五六月间曝书。但全书存进阁后，考虑到当时宫里其他地方的书都是三、六、九月晾晒，主管大臣特别奏请把文渊阁曝书改成三、六、九月，和宫里惯例一致。乾隆帝批准了。于是每年几次的文渊阁曝书，成了热闹事。到时候，从领阁事、提举阁事大臣，到直阁事、校理、检阅，再到内务府司员、笔帖式，各级官员都聚一起，“把架上的书按部拿出来，交给校理的登记造册，检阅的挨本翻晾完，再恭恭敬敬放回原函，表示郑重”。

但长期管理下来，因为文渊阁的官职分别由内阁、翰林院、内务府和奉宸苑等衙门派人兼着，时间长了，难免职责不清，互相推诿。平时收发这些事互相推，连每年几次的曝书，也成了走过场。

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书的保存。乾隆帝觉得，“文渊阁提举阁事是内务府大臣兼的，他管的司员和看守打扫的人都是他下属，办事方便”，下令把阁里所有事务“交给提举阁事一个人专门管，领阁、直阁、校理、检阅这些官都当虚衔，不用管本阁的事”。

至于每年几次的曝书，乾隆帝也觉得，“书装在木匣里，不是纸背的，本来不怕虫蛀。而且书太多，一时看不完，多人翻晒容易弄脏，放回匣子时又不能仔细整理，坏得比虫蛀还厉害”，下令“以后只要好好存着，不用曝晒了。地面的事也不用奉宸苑管。这样专人负责，藏书才能更完善”。于是曝书停了，别人也不管阁事了，阁里书和所有事务都交给内务府管，文渊阁成了事实上的“禁地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