落得一个客死蛮荒之地下场的原因是什么-北宋名臣寇准 (落得一个客死的成语)

力挽狂澜、让北宋没提前变成南宋的寇准，最后怎么就客死蛮荒之地了？这问题估计不少人好奇吧，今天就来唠唠。

封建历史上有个挺怪的规律：但凡政权快不行了，能站出来力挽狂澜的能臣，最后大多没好下场，比如北宋的寇准、明朝的于谦，都挺惨的。

就说寇准吧，当年辽国刚打赢几场仗，仗着势头猛来打宋朝，朝里一堆人喊着要往南跑。寇准偏不，硬是劝动了宋真宗御驾亲征，靠着那股子狠劲儿和正确的打法，把局面给掰回来了。要不是他，北宋变南宋的事儿，估计得提前一百年上演。

可这么个国之栋梁，后来却被一贬再贬，最后孤零零死在蛮荒之地。好在宋朝还算给文官留了点面子，换别的朝代，寇准估计早就人头落地了。

那寇准为啥落得这个下场？跟于谦一样纯粹是被小人害的？倒也不全是。有句挺俗但挺实在的话，能解释他的遭遇：性格决定命运。

有人说“北宋没血性”，这话有点冤。刚建国那会儿，赵家皇帝们可没少想夺回幽云十六州，只可惜实力不济。

979年，宋太宗打完北汉，没喘口气就转头打辽，想趁辽国不备拿下幽州。开头还行，好几个辽国守将投降；可后来辽景宗派精骑反扑，宋军三面受敌，被打得稀里哗啦，死了一万多人，宋太宗自己坐着驴车狼狈逃窜。

这一战算是把宋军高歌猛进的势头给打断了。但宋朝可没死心。982年，辽景宗死了，宋太宗琢磨着辽圣宗年幼、政局不稳，又想打幽州。结果呢？撞上了萧太后带着圣宗亲自督战，在岐沟关把宋军打得大败。接着辽军全线反击，潘美败了，杨业被擒，蔚州、寰州这些地儿也丢了。

这一仗北宋亏大了，不仅没拿到一寸地，反而丢了地、花了钱、死了人。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军队那股子锐气，这下彻底没了，北方边境的仗，主动权全落到契丹人手里了。

自打这以后，宋军精锐没了，士气也低落，朝廷里怕辽的人越来越多。辽军呢，趁机从守转攻。986年，辽军南下，耶律休哥打瀛州，宋军在君子馆被打得大败，死伤好几万。接下来的三年，辽军一路高歌猛进，深州、祁州、涿州都拿下了，甚至打到了青、淄、齐、潍十多个州。契丹骑兵到哪儿，百姓就被杀，财富就被抢，房子被烧，北方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
到了1004年，萧太后更狠，带着辽圣宗御驾亲征，带了20万人，这架势明显是想一举把宋朝给灭了。

不过这时候北宋掌权的是寇准。跟后来宋朝那些文弱宰相不一样，他有点“非主流”：不仅懂军事，胆子大，战略眼光也好。早些年辽国在战场上占便宜，寇准就琢磨着，他们野心肯定越来越大，肯定会更激进地打宋朝，所以早就让人“练师命将，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”，各方面都准备好了。

所以辽国大军一来，朝野上下慌得不行，寇准却跟没事人似的，一天五封边境告急文书，他照样“饮笑自如”，跟定海神针似的。

果然，开头辽军好几路一起打，没达到“摧枯拉朽、所到即破”的效果，打威虏军、顺安军这些地方时反而老吃亏。后来他们打下祁州，合兵一路往南，杀到澶州（今河南濮阳），把这座中原重镇给三面包围了。

等“契丹围瀛州，直犯贝、魏”的消息传到开封，整个朝廷都吓蒙了，投降派们吵吵着要学司马氏南迁金陵，或者学李隆基跑巴蜀，七嘴八舌的，宋真宗也拿不定主意，只能去问寇准。

寇准早把局势琢磨透了，他觉得敌军远道而来，不可能一直这么猛；宋军虽然形势不好，但打起来有股子劲儿，要是“坚守以老其师”，赢面不小。反过来要是朝廷慌着跑南边，人心一散，敌人趁机打进来，大宋半壁江山就没了。最后宋真宗被说动了，带着文武百官御驾北上。

可到了澶渊边上，大家都怕契丹的威风，主张隔着黄河给宋军打气，宋真宗自己也差点退缩。但寇准和高琼非让他渡河，还登上澶州北城门楼督战。

皇帝一到前线，宋军士气立马起来了，契丹人猝不及防：“远近望见御盖，踊跃欢呼，声闻数十里。契丹相视惊愕，不能成列”。澶州附近大宋军民几十万，胜利的天平慢慢往北宋这边倒了。

接着寇准拿到前线指挥权，他“承制专决、号令明肃”，士兵们高兴，宋军越打越勇，没多久射死了辽军大将萧挞览。辽军士气垮了，萧太后他们哭得不行，“辍朝五日”。没多久，进退两难的契丹人主动求和。寇准本来想趁势逼辽国退幽州，但宋真宗急着和谈，最后签了“澶渊之盟”，宋朝从此有了差不多一百年的和平。

寇准在这次危机中的作用，跟明代北京保卫战的于谦有点像，都是在危急时刻力排众议主张硬刚，最后扭转局面。但和于谦不一样的是，澶渊之战还没打完，宋真宗已经开始怀疑寇准了。

宋真宗为啥占着便宜还急着和辽国谈？厌战是一方面，更主要的是朝里传寇准想“拥兵自重”，这话可戳中了皇帝心里最怕的点。面对“准幸兵以自取重”的谣言，寇准也没法坚持，只好顺了宋真宗的意思，但他还是争取了，把北宋的议和成本压低了不少。

澶州保卫战，北宋虽然没打赢辽国，但彻底扭转了之前被动挨打的局面。“河北罢兵，准之力也”，寇准作为头号功臣，这时候也到了他事业的顶峰。

可人性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毛病：危难的时候，我们欢迎、渴求英雄；可危机一过，立马忘了人家的功劳，反倒盯着人家的成功和声望嫉妒、仇视。这就是“大名不可久荷，大功不可久任，大权不可久执，大威不可久居”背后的道理。

所以有些能臣立下大功后，会刻意收敛，甚至急流勇退，比如再造大唐的郭子仪。但大部分人还是被各方猜忌、排挤，没好下场。人性丑恶当然是主因，但当事人自己也有责任，比如寇准。

寇准性格强硬，本来就瞧不上官场那套弯弯绕。平时“用人不以次，同列颇不悦”，提拔官员不按资历，凭自己喜好来，早就惹得大家不满。战后成了英雄，声望一天比一天高，宋真宗表面上对他感恩戴德，越来越重用他。寇准却没意识到危险，还挺得意“准颇自矜澶渊之功”，这就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点。

比如王钦若就说“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”，把这场战略成功说成耻辱。寇准把这当成自己的功劳，等于拿皇帝、朝廷的尊严给自己贴金。宋真宗一看，“顾准浸衰”，第二年就把他宰相免了，降成刑部尚书。这时候这些人可能早忘了，当初没寇准，契丹人不可能低头和谈；更别说，澶渊之盟还是他们自己坚持要签的。

除了功劳被嫉妒，局势稳定后，寇准的性格缺点也慢慢显出来，无形中让那些心里有气的同僚找到了攻击点。比如他疾恶如仇，对普通人来说是优点，但在关系复杂、利益纠葛的官场里，这种性格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会招更多敌人。加上他气量小、太专权、争强好胜，慢慢成了众矢之的。

他曾跟张逊互相弹劾，结果被罢官去了邓州；后来又官复原职，却因为点小事得罪了丁谓，掉进对方处心积虑的坑里，再次被贬，赶出了京城。

宋真宗其实一直不太想用寇准当宰相，理由是“患其刚直难独任”。说实话，这担心不是没道理，宰相这位置太重要了，能办事是一方面，能协调各方关系、调动大家积极性才更关键。寇准确实有才，但性格实在不适合当宰相，甚至待在朝廷中枢都难。这就是现实。

后来丁谓大权在握，对寇准一贬再贬。曾经力挽狂澜、救了大宋的功臣，就这么没善终。这本质上是封建政治的悲剧，有政敌小人使坏的原因，也有宋真宗自己的考虑——皇权向来怕相权，何况这皇帝本身就犹豫多疑。在这种复杂局面下，寇准自己的性格缺点，更是把自己往坑里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