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武将的权力有什么变化-由某家将到某家军 (宋朝武将权力)

翻翻南宋的史书，总能看到些有意思的称呼，“岳家军”“张家军”“韩家军”，听着就像自家开的军队似的。《云麓漫钞》里就提过：“人自为法，时有‘岳家军’‘张家军’之语。”后面还补充说，将领们各以姓为军号，“韩家军”“岳家军”就这么叫开了。 更逗的是，南宋的“部曲”，有时候其实就是“家军”的代名词。《要录》里说“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，付之吕祉”，这“光世部曲”不就是刘光世的“刘家军”嘛。后面还有更直接的：“镇江大军，韩氏部曲也；健康大军，张氏部曲也；鄂州大军，岳氏部曲也。”这么一看，“部曲”就是各将领的“家军”没跑了。 “家军”可不是一天冒出来的，北宋末年战乱一乱，就开始冒苗头了，到建炎、绍兴年间最盛，后来绍兴十一年朝廷收了兵权，“家军”才算慢慢不行了。这些“家军”虽然后来有的兵少了，驻防地也调了，但总归有些共同的特点，看看这些特点，大概能明白它们是怎么起来的。 要说“家军”最根本的特点，肯定是军事性。南宋那会儿天天打仗，朝廷没办法，只能大力扶持这些“家军”。可问题是，这些“家军”自己壮大的时候，还老互相抢地盘、招人手，史书说他们“相视如仇雠，相防如盗贼”。这么搞，不光削弱了自家战斗力，还让朝廷的打仗计划都受影响。 这些“家军”跟北宋的“家将”有点像，都扎在一个地方待着，地域性特别明显。比如某个“家军”长期在某块地儿混，不光有经济来源（比如当地的粮草钱），还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形，打仗时占大便宜。当时的人就这么说：“韩家军”的人，现在都是京口（镇江）的了；“刘家军”的人，都是建康（南京）、池阳的；“岳家军”的人，都是鄂渚（武汉）、江陵的。 为啥会这样？原因挺多，但政治经济因素肯定是最大的。你看他们搞营田、管地方财政，积极得很，就知道这事儿多重要了。 从打仗角度看，“家军”确实有用；但对赵宋王朝来说，这隐患也太大了。 “家军”搞营田，是从绍兴初年开始的。为啥搞？因为军费太贵，朝廷扛不住了，没办法才让他们自己搞营田，自个儿解决吃饭问题。比如绍兴元年，解潜当荆南镇抚使，一边抓盗贼、保治安，一边搞营田弄军粮。他说自己管的那五州，没人种的绝户田和荒废官田多，就找了个人叫宗纲当屯田使，招人种地，收粮食当利。报给朝廷后，高宗直接封宗纲为“镇抚司营田官”，这下荆州军粮基本靠营田解决了，朝廷还省了一半的县官开支。 朝廷一看营田这么好，就扩大范围了。绍兴六年，下令让五大将和江、淮、荆、襄、利路的帅官都当营田使，让他们自己搞营田充实军资。这下可好，政策上给了他们自己管钱、养兵的借口。 其实，不光“岳家军”，其他“家军”早就在想办法搞钱了，营田、屯田之外，还有别的生财之道。绍兴十一年秦桧整岳飞的时候，虽然说的话很多是假的，但也能看出“岳家军”的钱不光靠朝廷给，来源挺杂。《要录》里说，岳飞以前在鄂渚（武汉）开了个酒库，一天能卖几百缗钱；在襄阳还搞了个通货场，赚的钱多到数不清。这话可能是湖北转运判官汪叔詹诬陷他的，但开酒库这事儿，其他“家军”也干，不光岳飞。后来鲍琚上报岳家军的家底时说，他们光鄂州就有十四个库（公使、激赏、备边、回易这些名目），一年利息钱就有一百多万缗；加上关引、典库房钱、营田杂钱、襄阳酒库、博易场，又四十多万缗；还有营田收的十八万石稻谷。这钱粮，可真不少！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，就是“家军”打破了北宋的老规矩——武将不能有亲随护卫部队。南宋的这些将领，基本都养了亲军，当自己的卫队。比如杨业，“杨无敌”嘛，本是北汉降将。到了宋朝，虽然能凭军功立功，但“降将”的身份让他政治上抬不起头。军事上，更别提有亲随护卫了。杨业为啥死？表面是文武关系失衡，但深层原因就是没亲兵保护——就算武艺再高，没卫队，也能被辽军抓了。 北宋防武将防得严，就算是大将领，也不能招亲随护卫。南宋就不一样了，将领们都有亲军，名字可能不一样，但都是挑军里最精锐的，固定编制。不光保护将领，有时候也上战场打仗。《云麓漫钞》里说，韩世忠、岳飞的军里，都养了亲随军，叫“背嵬”，特别勇猛。其实不光韩、岳，李显忠、刘光世、吴玠、吴璘手下都有“背嵬军”，韩世忠是最早搞的。所以“背嵬军”就是个说法，指精锐部队，不是他们俩独有的。刘光世有“部落军”，张俊有“银枪亲兵”，都是南宋将领养亲军的例子。北宋时武将有个“亲兵”都难，南宋将领不满足于“亲兵”，非要“亲军”，大概这样才觉得安稳。 这也说明武将的权力心态和结构都变了，但岳飞后来被害，这亲军的事儿，说不定也是个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