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有什么用人特点-宋神宗执政时期下的宋朝是什么样的 (他有什么用?)

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北宋政坛，官员势力挺有意思，大概分这么几拨：被骂“奸臣”的中书班子、爱直言的台谏、逐渐边缘的变法派老骨干，还有重新吃香的保守派老臣。宋神宗就在这几拨人里来回挑，弄出了元丰年间的特殊政治味儿。

先说说中书那边，被归到“奸臣传”里头，元丰时期还受重用的，有三位都坐到了中书高位，分别是蔡确、邢恕、章惇。蔡确这号人，字持正，考中进士后，先去邠州当司理参军。熙宁年间，靠着王安石和邓绾的关系，爬上了监察御史里行。熙宁六年正月，王安石跟着皇帝看灯，骑着马闯进宣德门，被守门的衙士拦住还刺了马。王安石这下火了，先把拦他的衙士弄到开封府，还罢了个御药院的内侍，但心里还是不痛快。

蔡确摸准了宋神宗这时候对王安石的强势有点烦，就上书弹劾他，说：“守门的衙士，职责就是拱卫皇上，宰相下马的地方本来就不该他走，衙士呵斥他没错。可开封府看宰相脸色，反而用不该用的法子，打了十个衙士，往后谁还敢守本分？”宋神宗没追究王安石，但对蔡确这话挺受用。从这时候起，神宗就对蔡确另眼相看了。元丰元年四月，蔡确知道神宗对御史邓润甫在相州案子里的表现不满意，立马弹劾他欺上瞒下，邓润甫 thus 被踢出御史中丞，外放抚州，蔡确顺理接了这个位子。

没多久，他又弹劾沈括，说这近臣见新法有毛病，不当面说，背地里跟执政嘀咕，想动摇新法，沈括 thus 被贬到宣州。蔡确这人太会揣摩上意，老拿神宗对新法的坚持当理由，弹劾别人有二心，让神宗更信他。元丰年间，王珪和吴充一起当宰相，王珪嫉妒吴充，就听蔡确的怂恿，劝神宗搞边事来保住自己的位子，真算不上什么好宰相。神宗这时候政治经验足了，用人也比熙宁年间“纯熟”了——当然，“纯熟”是相对之前说的。没了王安石和变法派，他不用偷偷摸摸培养“耳目”“股肱”了，可惜的是，他把这套用人心得带到元丰了：在他心里，才能比人品重要，忠诚又比才能重要。就因为这，蔡确、邢恕这些拍马屁的小人，才能一直在跟前混。

再说台谏这边，多是敢说话的。宋神宗挑言官，有个大概的谱儿：得跟司马光似的。熙宁四年，神宗跟近臣感慨：“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在身边，皇帝哪会犯错？”元丰五年，新官制快推行时，他还跟辅臣说：“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。”司马光当言官，最敢直说，见识也广，神宗挺敬重他。熙宁年间，他提拔杨绘、刘挚这些人当言官，就是看中他们敢说话。后来因为这俩跟变法派闹掰，神宗没办法，把他们贬到地方去了。元丰年间，神宗完全拿捏着变法，言官任命也自由多了，跟中书多小人比，台谏这边倒显得“清流”些。

代表人物有邓润甫、蔡承禧、周尹、王安礼这些。邓润甫，字温伯，熙宁年间被王安石提拔编修中书条例，后来神宗升他当知制诰。熙宁八年，他和邓绾一起办郑侠的案子，神宗挺器重他。办完案子，邓润甫上书说：“最近大臣们光顾着互相攻击，这风气不好，得多用些老实厚道的人来改改。”神宗听了点头。熙宁九年，他又上书说该用些旧臣，还说李宪不能当打安南的将帅。后来还带着蔡承禧、彭汝砺这些人说别随便搞边事。元丰元年，被蔡确诬陷，丢了御史中丞，外放抚州。蔡承禧，字景繁，熙宁八年升监察御史，大体上是支持新法的。熙宁九年邓润甫上书用旧臣，蔡承禧觉得“现在的问题是大臣们都不肯担自己的责”，朝廷缺“精明强干的人”。神宗又提拔吕惠卿这些小人，蔡承禧觉得这情况更糟，多次上书不听，自己觉得不适合当言官，请求辞职。

熙宁最后两三年，王安石、吕惠卿这拨变法派逐渐失势走了，但变法的主导权其实是到了神宗手里，那些具体推行新法的骨干，比如薛向、李定，当时还没事。元丰年间，神宗对新法慢慢保守了，这些原先的变法派骨干，因为各种原因被神宗骂或者贬了。薛向，字师正，打仗不算顶尖，但搞钱是真有一套。神宗刚继位时，他献过西边利害十五篇，早年跟着种谔招降过横山的蕃部。熙宁初，神宗让他管江、浙、荆、淮发运，熙宁三年代理三司使，明堂礼后升右谏议大夫。但神宗对他也不是全信，早熙宁四年就说过“向的性质不如罗拯”。元丰元年九月，他和吕公著同知枢密院，薛向对吕公著挺恭敬，吕公著对他印象也好了点。元丰三年，他反对让百姓养马，说这样老百姓家都破了，被谏官弹劾“当大臣的，有事不当面说，背后乱说骗名声”，神宗觉得他“说话反复，没大臣样”，罢官去颍州了。

李定，字资深，跟着王安石混，因为说青苗法好，被王安石推荐给了神宗，神宗直接给他封了太子中允、监察御史里行。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这些人因为弹劾他越级当官，都被罢官了。熙宁年间，李定因为不给生母守丧，被士大夫们集体骂，只有王安石替他说话，李定心里发虚，自己辞职了。熙宁八年，他加集贤殿修撰，去明州当官。元丰初年，又被神宗重用，一度当上御史中丞。神宗特别喜欢他，说过“听你的话就够了”。熙宁四年，他也因为养马的事被牵连，神宗觉得“既然朝廷已经贬了薛向，新法也没改，李定就不敢说话了，一开始就不实在”， thus 罢了他的官，让他去河阳。就神宗元丰时期对新法的反思来说，他不至于因为薛向反对养马伤民就贬他，其实最在意的是他“论事反复，无大臣体”，说白了就是没把皇帝放眼里。

君主独裁这套体制，本来是想皇帝最后拍板，日常活儿让大臣们干，国家利益才能最大化。结果宋神宗把大小事都攥自己手里，这跟当初设这套制度的初衷，好像有点跑偏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