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时期滕子京是何许人也?真如范仲淹中所言是位好官 (北宋时期滕子是什么人)

滕子京，北宋庆历年间在岳州当知府的。这人本来没多少人知道，全靠范仲淹写篇《岳阳楼记》，才让他“名垂青史”了。

《岳阳楼记》开头就写：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，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，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，属予作文以记之。”

看这段话，不少人可能觉得滕子京挺厉害：一年就让巴陵郡“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”，能臣廉吏没跑了；还重修岳阳楼，刻那么多诗赋，请范仲淹写文章，风雅得很。但要是你以为他真是这么个清官雅士，那就错了。

那他为啥被贬到岳州呢？司马光在《涑水记闻》里写了，他以前在泾州当知府，“用公使钱无度”，说白了就是乱花公款。有人举报，朝廷来查，他还把账簿销了，证据不足，躲过一劫，结果被贬到岳州，算是留用察看。按理说，吃了亏该改吧？他倒好，重修岳阳楼时，又搞了套新花样——弄来一万缗钱，在厅侧自己设个库，自己掌着，不记账，这不就是明着贪钱、瞎花吗？

这么一来，滕子京那“能臣廉吏”的皮，算是彻底撕下来了。

滕子京这人吧，还真挺有意思，跟一般的贪官比，他“高明”在哪儿呢？大概有三招。

第一招，善搞“形象工程”。灰溜溜被贬到岳州，想快点出政绩，就得找个大项目。重修岳阳楼肯定是首选，这楼一修好，政治上有资本，经济上还能捞好处，一举两得。

第二招，会给自己贴金。这人其实是个贪吃贪玩的饕餮之徒，但装得挺像。他利用大家的一个惯性思维：有文化的人就是高雅之士，高雅之士就是君子，而“君子不言利”嘛。所以重修的岳阳楼上，刻了满墙“唐贤今人诗赋”，充场面。平时自己也爱写诗填词，水平不咋地，但硬是要往“雅士”“君子”上靠。

第三招，会借“名人效应”。范仲淹当时可是政坛清官、文坛大佬，声望高得很。让他来“作文以记之”，一句“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”，社会效应拉满，自己立马就能立个好形象。要不是司马光这史学家严谨，把这事儿抖搂出来，随着《岳阳楼记》越传越广，大家怕是都得把滕子京当大才子敬着了。

客观说，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这事儿，确实是“利在当代、功在千秋”的好事。他的名字本可以和岳阳楼一起传下去。但问题就出在动机——他干这事儿，肯定不是为了“弘扬传统文化”，纯粹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。至于借机捞钱、贪得无厌，那就更不是人干的事儿了。

滕子京早死了，但这股“遗风”，现在好像更厉害了。不然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搞“形象工程”，为啥总有人乐此不疲？不然为啥有些地方财政困难，还要大把撒钱办这个“节”那个“晚会”？不然为啥那么多官员爱用公款请什么“名作家”“名记者”写报告文学、人物传记，给自己歌功颂德？

不能说这些事儿对当地发展一点好处没有，也不能断定所有官员都像滕子京那样直接贪钱，但不可否认，不少冠冕堂皇的幌子底下，藏着的都是些官员自己的私心。好大喜功、急功近利，现在不少地方和官员的通病，还挺难治的。

这病吧，不是没得救。从外面说，得建个科学管用的政绩考核机制，让这些投机取巧的人捞不到好处，还得自食其果，蚀本生意谁还干？但更重要的是，得让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，记住权是老百姓给的，得给老百姓办事。有了这观念，就能丢掉虚荣，不浮躁，不贪私利，踏踏实实为人民谋利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