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管束-古代皇帝可以随意挥霍国库吗 (有人管吗)

影视里老演皇帝一高兴就赏黄金万两、布匹五千，看着好像皇帝的钱跟大风刮来似的，天下都是他的，钱还不是他的？可真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其实在2000多年前，皇室财政和政府财政就已经分家了。

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建国家机构时就琢磨着，政府和皇室得分开。汉承秦制，这俩分工就特明确了——三公九卿里有大司农（最早叫治粟内史），管国家经济，钱从田赋租税来，花在政府各项开支上；还有少府，管皇家财政，钱从山泽口赋这些来，供皇帝和皇室日常花销。一条线归一条线，皇室的私房钱不能跟政府要，政府的支出也不能从皇室拿，这开头算是挺规矩的。

但皇帝毕竟是国家元首，政府的事儿得管，皇家的钱也得经手，一手政府一手私人的，用着用着就难免扯上关系。汉武帝算是早碰上这问题的。他好大喜功，打仗打上瘾了，一不打仗天下都不安，结果打嗨了回头一看，政府国库空了。自己的私房钱（少府）补上还不够，就去找盐铁商人要钱。结果那些商人缺心眼，跟武帝讲道理：“咱不是已经缴过税了嘛（盐铁税收当时归少府）！”武帝啥脾气？参考司马迁的事儿就知道，他哪能惯着，转头就把盐铁经营权收回来，让大司农管，政府自己经营，这就是“盐铁官营”。看得出，武帝对政府财政和皇室财政的区别门儿清。

这制度后来沿袭到唐宋。唐朝国力强，变化不大。到了宋朝，宋太祖开国时老想着打仗要用钱，专门设了个“封桩库”，把每年剩下的钱都放里面，备着不时之需（《宋史纪事本末》里说“凡岁终用度之餘皆入之，以为军旅饥饉之备”）。按理说这算国家财政，可创业者的脑子低估了富二代的浪——宋朝本来有钱，放着一大堆银子不用，存着存着就存到皇帝自己腰包里了，变成私房钱了。政府官员也不傻，打仗往大了说是为了国家，往小了说还不是为了皇帝？皇帝家打仗，当一家之主的不表示表示？所以一到战事吃紧、国家没钱，官员就惦记上皇帝的私房钱。宋真宗就老被官员借钱，他看着不对劲，这是要掏空我的节奏啊，地主家也没余粮啊，就警告：“别总惦记我的钱，自己挣去！”（切诫三司，毋得复有假贷）回头又管管私房钱的官员下令：“不准把我的存款数说出去，犯了的斩！”（内藏库专副以下，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，犯者处斩）这下，皇帝有多少钱，政府彻底摸不着头脑了。不过宋真宗的接班人宋仁宗挺厚道，《宋史》记载，他好几次直接从私房钱补贴国家财政，数目还不小。可偏偏来了个搞艺术的宋徽宗，公家的钱、私家的钱让他倒腾得七七八八，国家差不多也就到头了。

明朝皇帝又吸取宋朝的教训（政府老问皇室要钱），反其道而行之——改成皇室问政府要钱。当然首先把钱死死攥在自己手里，内库归皇帝，国库归户部。明朝奇葩皇帝多，觉得国库的钱不是自己的，时不时就去“借”一笔，据说最多一次“借”了2400万。除了敲诈政府，明朝皇帝还脑洞大开自己创业：武宗朱厚照在后宫开市场当店长，赚钱存内库（这操作真让人看不懂）。但后宫市场小赚不了大钱，他就跑到宫外开皇店、放高利贷，收入倒是巨大，可跟老百姓抢饭吃，最后惹出大乱子。神宗朱翊钧赚钱后，就喜欢在炕上数私房钱（典型的地主老财心态）。钱赚了，却舍不得花，准确说是不舍得给政府花，连打仗缺钱都不给——谕廷臣“讲足国长策，别来请发内帑”。明朝中后期政治又乱又黑，经济撑不住，农民起义不断，等李自成、张献忠起来时，已经病入膏肓，救不回来了。

到了清代，统治者又把前朝的教训过了一遍，建国之初就把自己的小金库充公了。需要用钱时，从国库支，每年十万两，由内务府管，跟户部分开。清初皇帝还立下祖训，不能伸手跟户部要钱。可皇帝花钱也没个准头，像乾隆南巡，公家费用大，私人花销也不少，缺钱了又不好问户部要，乾隆就发明了“议罪银”——专门给违法官员设计的，简单说就是交钱免罪。官员有钱，花钱免罪，多给也乐意（反正还能捞回来）。这种创收虽然不地道，但也说明清朝皇帝基本守着政府与皇室财政不能混的规矩。可到了清末，慈禧又把这规矩忘了，伸手从户部要钱修颐和园。那钱本是预作海军军费的，当时内忧外患，西方列强正磨刀霍霍要瓜分中国，这情况还为一己之私修园子，兵败如山也就是意料之中了。

明朝皇帝吸取了宋朝的教训(政府问皇室要钱)，于是反其道行之(皇室问政府要钱)。当然首先把钱紧紧藏在内库(自己手里)，国库则在户部。明朝奇葩皇帝多，觉得国库的钱不是自己的钱，时不时就去敲诈一笔，据说最高敲诈纪录的一次是2400万。

除了敲诈政府财政，明朝皇帝还脑洞大开，自己创业搞创收：武宗朱厚照在后宫里开市场做买卖，自己做店长，赚钱存入内库(难以理解)。可在后宫毕竟市场小赚不了大钱，武宗就到宫外开皇店，放高利贷，收入巨大，但与民争利，终酿大患。

神宗朱翊钧赚钱后，喜欢在炕上数私房钱(地主老财)。钱赚了，却不舍得花，准确来说是不舍得为政府花钱，连打仗缺钱也不给：谕廷臣足国长策，不得请发内帑(神宗朱翊钧)。明朝中后期政治混乱黑暗，经济难续，农民起义时有发生，及至李自成、张献忠起，已经病入膏肓，再难自救。

到了清代，统治者再次吸取前朝的教训，建国之初就把自己的小金库充公了。需要用钱时，就从国库里面支出，每年十万两，支出来的钱由内务府管理，与户部保持独立。

清初皇帝也定下祖训不能伸手到户部要钱。可是皇帝花钱也没有准头，像乾隆南巡，公家费用大，私人的费用也不少，缺钱了也不好问户部要，所以乾隆发明了“议罪银”(专门为违法官员设计)。简言之，交钱免去一定的罪。官员有钱，花钱免罪，再多也愿意给(反正还有机会捞回)。这种创收虽然不妥，但也反映了清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政府与皇室财政不可逾越的规则。

可到了清末，慈禧又忘了规则，伸手从户部要钱修建了颐和园。可是这笔钱是预作海军军费，当时内忧外患，西方列强正磨刀霍霍要瓜分中国，如此情况还为一己之私，兵败如山就是预料中的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