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为什么还落得一个-快-宋朝经济增长的-积贫积弱-的评价 (宋朝为什么还分为北宋和南宋)
对宋朝积贫积弱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，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，在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，宋朝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，史学泰斗邓广铭先生认为，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而言，宋代在封建社会...
一、经济为啥这么快？内生的劲头儿在哪？
宋代经济的“快”，主要看总量扩张——农业、手工业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猛涨，这劲头儿其实是它们自己冒出来的。先说农业，垦田是多了，但更扎眼的是精耕细作让粮食产量噌噌涨。比如稻米，唐代亩产顶天两石，宋代平均就超两石了，太湖流域那边更厉害，从北宋初的两三石到南宋后期的五六石，两百年翻了俩半番，这搁传统生产方式下，简直了。
没技术大突破的情况下，这成绩够牛了，意味着宋代一亩地产的粮差不多能养活一个人；更重要的是，多余的粮多了，粮食就开始商品化，带动农业往多样化、经济化、专业化走，成了农业增长的硬核动力。
手工业也跟着农业猛涨，不光老行比如炼铁、制瓷、纺织这些越做越好，分工细了、技术牛了、规模大了，连造纸印刷都成熟了，宋版书现在都值钱；还往外扩，纺织从丝麻到棉布，甘蔗、药材这些经济作物种得多了，带动的食品药品、木材加工也跟着火起来。这么一来，老行和新行一起发力，手工业的内生动力就稳了。
二、商品经济这把火，烧旺了也烧出了坑
宋代经济的外力，主要靠商品市场和商业推着走。商品经济把农业和手工业串起来了，经济跟坐火箭似的往上蹿。
首先，城市商业冲破坊市限制，行会搞得风生水起，市场主体更多了；草市也火，手工业专门化生产带出一堆市镇，像梅李镇、景德镇啥的。加上水陆运输发达，大城市和小镇连成片，区域市场就熟了——汴京为中心的北方、苏杭为中心的东南、成都为中心的西南，还有边防军镇撑起来的西北边贸市场。大宋国土上，城市跟灯塔似的，把农业社会的夜照得亮堂堂，商税还取代田赋成了财政大头，城市成了命脉。
可城市再亮，农村里头还是老样子，大部分人“戴星而作，戴星而息”，租佃制、保甲制把他们拴得死死的，交两税、交地租，“公私之债，交争互夺”，一辈子辛辛苦苦，生活水平也没咋见涨。所以城市经济一火，城乡二元鸿沟就钉那儿了，经济涨得快，百姓（主要是农村）却没跟着沾多少光，还是苦哈哈一辈子。
三、为了“快”不惜“毒”，宋朝这政策有点赌
这么看，宋代经济快增长的根儿在农业农村，但隐患也在这儿——城乡差距拉大，发展失衡，迟早要卡壳。按理说，政策稳着点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准儿能冒头。可宋朝政府看着商税眼红，非得追求“加速”，搞了个“禁榷制度”——国家专卖，这玩意儿跟给经济打兴奋剂似的，猛得很。
翻翻宋代历史，禁榷制度成了商业主流，可谓“山海之入、古之尚疏者皆密”——能赚钱的都专卖：铜铁锡铅这些矿藏，盐茶酒醋这些日用，连进口的香药都不放过，官府要么自己干，要么跟商人“五五分”，搞得热火朝天。各行各业都被“买扑”（官办包商）占了，小商贩跟着多了，市场是连起来了，但目的就一个：快。商税收入是真快，光榷酒一项，岁入就1200万贯打底，北宋庆历年间飙到1700多万贯，占了财政收入的近四成。
可官府要税、大商人要利，资源和市场都攥他们手里，底层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，在交换里被盘剥得更惨了。大城市像汴梁、临安，生产能力没咋长，消费能力倒强得吓人，城乡差距越拉越大，经济内劲慢慢就没了。商业也畸形了，权钱结合下的“官商”，成了后世的祸害。
有人说，宋朝搞禁榷，主要是为了应对“三冗”——养兵太多、官员太多、宗室太多，财政总不够花。这话不假，但这“三冗”说白了就是朝廷花钱没节制，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，“古时候刻薄的法子，宋朝全有”，百姓日子更苦了。从仁宗时候发交子125万贯，到南宋末膨胀到9亿贯，钱越印越多，经济是涨了，百姓却越来越穷。所以“三冗”这外因，未必全是被财政绑架的，说不定是朝廷自己想这么干——用扩张刺激商业，多赚钱。
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。宋朝是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不跟百姓玩”，这背后是土地制度——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，田赋按资产收，大地主们自然要保自己的地租收入，就想办法把田赋换成商税。商税多了咋花？养兵、养官、养宗室，“祖宗家法”摆在那，花得理直气壮。所以尽管老有人喊“三冗”改革，可一切照旧，谁动大地主的蛋糕，谁就惹麻烦。
这么一看，宋朝经济确实涨得快，内生动力有，外力刺激也有。但朝廷光盯着城市商业，看不见城乡差距越来越大，还搞那些搜刮民财的“刺激”政策，百姓更苦了，发展也失衡了，长期看经济就停了。说它“积贫”，国富民穷；说它“积弱”，竭泽而渔求增长，最后被北方打趴下，其实也没冤枉它。以史为鉴吧，啥时候增长都得讲规律，协调发展才是硬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