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后世有哪些影响-刘晏为唐朝做了哪些财政改革 (对后世有哪些认识)

刘晏这人，唐代有名的理财高手。安史之乱后唐朝快散架了，他愣是扛着大旗，几十年没松劲儿，天天琢磨怎么让国家缓过来，老百姓能吃饱饭。他搞的那些财政改革，真给当时快要垮掉的经济续了命，绝对是唐朝经济界的顶梁柱。

估计很多人小时候背《三字经》都念过“唐刘晏，方七岁。举神童，作正字”，说的就是他。不过刘晏可不止是小时候聪明，能被历史记住，全靠他给唐朝干的那几件漂亮事儿。

刘晏活过了玄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，一直管着国家的钱袋子。安史之乱那会儿，国家穷得叮当响，国库空了，老百姓饿得慌，刘晏就在经济这条道上，硬是打出了一场翻身仗。

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这话可不是瞎说的，不光是把山里的苹果运出来那么简单，更是怎么把东西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唐朝主要靠水路运东西，结果安史一乱，河道堵了，关中（就是长安那边）粮食不够吃，粮价涨得吓人，老百姓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这还得了？所以，刘晏就接下了这个烂摊子。

764年，唐代宗让他管漕运。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疏通河道，让南方的粮食能往北运。以前运粮船一条路走到底，结果河道情况不一样，经常翻船，粮食损失不少。

刘晏就想了个招，把全程分成四段，中间建中转站，江船不进汴水，汴船不进黄河，河船不进渭水，这下翻船事故少了，运粮效率噌噌涨。

运粮的基础弄好了，运粮的人靠不靠谱也很关键。刘晏的办法挺实在：让军士来运粮，十艘船一队，军官押运。船工呢，以前是抓来的壮丁，他改成雇佣，给工钱。军官的升官发财和粮食损失挂钩，谁敢不小心？船工也给高工资，他建了十个造船厂，一艘船造价一千串钱（其实成本才五百串），有人说他乱花钱，刘晏说：“你得让人家干活的人吃好穿好，人家给你造的船才结实耐用。”

后来他一死，别人削减预算，船造得越来越差，运粮都停了，证明他这招真管用。

他这一套整下来，每年水运粮食几十万石到一百万石，长安那边终于有粮吃了。第一船粮到长安时，皇帝高兴得亲自出城迎接，拍着他肩膀说：“爱卿啊，你就是我的萧何啊！”

现在都说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根子，不管啥学派都认这理儿。马克思也说过，“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”。所以收税没错，关键是怎么收。

刘晏的理念就两条：先把老百姓养好了，税收自然多；收税别让老百姓觉得疼。他说“户口多了，税收自然就广”，所以他不靠加税，而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，多生孩子，多干活，把蛋糕做大。收税呢，不直接收现金，从商品里收，比如盐。老百姓天天要吃盐，就从盐价里扣税，这样盐利就成了政府的大头。这招跟管仲的“官山海”一个道理，悄悄收了税，老百姓还不知道。

他还明白两件事：中间商不能赚差价，市场得有人管。中间商是谁？盐官。谁来管市场？政府。盐官越多，老百姓越遭殃，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盐官，收盐的转卖给商人，商人爱运哪儿运哪儿，让市场自己调节。

但商人也爱赚钱，偏远地方他们懒得去，怎么办？政府在那儿设运盐官，把盐存起来。有时候盐商没货，盐价涨上天，政府就放库存，平价卖，这叫“常平盐”。老百姓不缺盐，政府还能赚点，双赢。一开始盐税才四十万串，后来涨到六百万串，国库鼓了，老百姓也没觉得税重，史书都说他“敛不及民而用度足”。

赈灾这事儿，刘晏也不主张白给。他说“好医生不会让病人病入膏肓，好救灾的不会等人都饿死了才给”，所以灾年他主要是减税，然后用常平法，平价卖粮食，稳住市场。这思想在当时，可太超前了。

刘晏刚接手转运使时，全国才两百万户，财政收入四百万缗；到他779年，户口三百万，收入一千三百万缗，盐利占一半。安史之乱后的唐朝，能缓过来，刘晏功不可没。

他这人总说“钱就像地上流的水，就看你会不会捡”，这利用商品经济搞财政的想法，在当时绝对是独一份。而且他搞的那些“均输”法，不光是照搬古人，还创新用到了水运，简直是唐朝的“水上高铁”，专业队伍都培养出来了。

均输法最早是桑弘羊搞的，以前各郡给中央进贡本地特产，运费比东西还贵，还容易坏。桑弘羊的办法是让各郡把贡品折成当地便宜的东西，运到贵的地方卖，省了运费，政府还能赚差价。刘晏把这招用到水运上，更绝了。

唐朝定都长安，城里人越来越多，粮食全靠江南运。以前的漕运慢得要命，从江南到长安要八九月，运费贵到“斗钱运斗米”，路上损耗还大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刘晏接手后，一一解决：保持河道畅通，造结实的大船，沿途建转运仓，培养专业船工，用好材料做缆绳……

《新唐书》里记载他搞的那些措施，结果就是：从扬州运粮到长安只要四十天，每年少损失二十二万石粮食，每石米运费降到七百文，还不用老百姓被迫服役，船工还能拿工钱。这效率，相当于把唐朝的水运搞成了“高铁”。

盐政改革他也玩得转。以前是政府统购统销，盐价高得离谱，机构臃肿，花钱如流水。刘晏改成“民产——官收——官销”，盐官少了，盐价降了，市场活了。他在全国设13个巡院，既打私盐，又保护盐商；还搞“常平盐”，防止盐商囤积居奇。结果盐税从六十万缗涨到六百万缗，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半，你说牛不牛？

他还搞了“常平仓”，相当于现在的仓储物流中心，派人盯着各地商品价格，“贱买贵卖”，赚差价的同时平抑物价。特别是粮食，丰收时收进来，灾年卖出去，既不让农民“谷贱伤农”，也不让老百姓“谷贵伤民”。灾年他还存了三百万石粮食备荒，真正做到了“应民之急”。

刘晏这人，从来不光想着收钱，而是想着怎么让老百姓过得好，社会安定，生产发展。他说“王者爱人，不在赐与，当使之耕耘纺织”，让老百姓自己能干活，能赚钱，比直接给钱有用得多。这“以养民为先”的思路，对后来影响可大了。

他搞的“常平”法，不光是盐和粮食，连重要商品都管，相当于建了个全国经济情报网，随时掌握市场动态，既为国家赚钱，又稳定了物价。遇到灾荒，他不光赈济，还用粮食换农民的土特产，拿到别处卖，既救了急，又没亏了国库，还刺激了生产。

说到底，刘晏就是抓住了“商机”——把国家当成一个大家庭，怎么让这个家有钱花，又不让家里人受罪。他那些办法，现在看都挺先进的，比如市场调节、专业分工、信息采集……放在一千多年前，真是难得的经济天才。

安史之乱后的唐朝，能从废墟里缓口气，刘晏功不可没。他不是坐在朝堂上空谈的官员，是实实在在跑在路上的实干家，河道有他疏浚的痕迹，粮船有他设计的影子，盐政有他改革的印记。这样的人，难怪史书要称他“理财能臣”，老百姓也念着他的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