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宦官乱政之风严重-嘉靖朝为何除外 (明朝宦官乱政最厉害的的事)

在不少明朝历史剧里，宦官好像天生就是反派——弄权、使坏、祸国殃民，像《江山风雨情》里的魏忠贤、《大明王朝惊变录》里的王振，都是这路货色。不过明朝还真有段日子，宦官们突然“安静”下来，不专权不说，一个个还谦恭谨慎得很。比如宦官李芳，《明史》里夸他能“持正”；还有救了海瑞一命的黄锦，权势那么大，也“不敢大肆”。

这段“安静”日子，正好是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。

多年后顾炎武聊明朝政治得失，还引用了崇祯朝内阁大学士蒋德璺的话：

“我大明惟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(宦官)，独断于先，我皇上剪除逆珰，媲美于后……”

后来张廷他们修的《明史》也这么说，说嘉靖朝宦祸少，《明史》里写：

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，即位后御近侍甚严，有罪挞之至死，或陈尸示戒。张佐、鲍忠，麦福、黄锦辈，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，督东厂，然皆谨饬不敢大肆。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，终四十余年不复设，故内臣之势，惟世宗朝少杀云。

嘉靖初年的宦官，到底啥样？

《明史》这段话算是官方总结，所谓“正德时宦侍之祸”，就是明武宗时期，以刘瑾为首的阉党之乱。刘瑾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后，简直一手遮天，“权擅天下，威福任情”，军国大事全他说了算，时人还叫他“立皇帝”。《明史·列传·卷第一百九十二》记着：

“武宗即位，(刘瑾)掌钟鼓司，与马永成、高凤、罗祥、魏彬、丘聚、谷大用、张永并以旧恩得幸，人号‘八虎’，而瑾尤狡狠。”

他这么搞，文臣和宦官的矛盾越来越深，正德五年，安化王叛乱后，都御史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，借献俘的机会跟明武宗揭发刘瑾“十七大罪”，在李东阳他们逼宫下，武宗终于忍不住，把刘瑾抓了抄家，凌迟处死。

可正德皇帝突然去世时，内阁权力不是一天上去的，宦官权力也不是一天崩的。当时杨廷和这些大臣，还得对宦官头子们忍气吞声。杨廷和后来回忆商议迎新君时说：

“予遂言内阁遣官蒋(冕)，魏(彬)云：‘谷哥(指谷大用)你去。’又云：‘韦家(指韦霦)你也去，驸马命崔元。’予言：‘见任大臣中武臣须皇亲定国公徐光祚，文臣须礼部毛澄。’尚书诸公皆应曰：‘诺。’谷(大用)之遣，予不欲，危疑之时，恐拂其意，遂不敢更。”

不过正德年间的权宦祸端，闹出的怨气太大了，新君和文官都不可能不管。严惩正德权宦，成了世宗立威的第一步。他听了御史王钧他们的建议，把“八虎”里的张忠发配到孝陵卫充军；谷大用、丘聚他们降为奉御，去南京守康陵；像魏彬这种执掌神枢营的宠宦，世宗没立刻罢他，先“诏改都督同知，世袭锦衣指挥使”，等文官弹劾他附和刘瑾，才顺水推舟让他回家。张锐、张雄、于经这些宦官，也都被牵连，要么被都察院审，要么革职充军，要么解职回家。

世宗清理正德权宦，不光是为了笼络人心，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。正德权宦一走，内廷网络重新洗牌，大批兴邸旧部进了紫禁城的宦官系统。麦福、张佐、黄锦、扶安、温祥、赖义、秦文、郑真、张钦、张淮、萧敬、鲍忠，都因此被封赏，成了嘉靖朝宦官的中坚力量。

有些投其所好的宦官，世宗也挺宠。比如宦官高忠，会修宫室，一路升官；再比如宦官崔文，知道世宗喜欢道教、方术，就提议在乾清、坤宁诸宫设斋醮，礼科给事中张翀上疏劝阻，世宗不听；第二年又有人弹劾崔文，他还是不听；第三年，给事中刘最弹劾崔文趁机敛财，崔文辩解，世宗反倒把刘最贬职了。据统计，那段时间，都察院都御史、六科给事中、十三道御史联名弹劾崔文的，足足88人，都没用。

世宗这么包庇崔文，不光是因为私欲，跟当时政治形势也有关。紫禁城里，大礼议正在进行，表面是礼节之争，实际是世宗代表的皇权和杨廷和他们的官僚集团在对抗。一点火星子，都可能变成立场之争，崔文这事，也让世宗警觉了。

这也是为啥大礼议一结束，崔文就被严惩了。正德权宦的前车之鉴还在，早年的世宗对宦官特别敏感，大礼议前保崔文，有政治考量；大礼议后，皇权压倒了官僚，世宗不用再看老文官脸色，也不用忌惮正德权宦，崔文还不收敛，世宗就没必要保他了。

不管是世宗自己，还是张璁、杨一清这些推动革新的文臣，都不想让宦官成为国家蛀虫，他们得在制度上改，最重要的就是革除镇守中官。

镇守中官，是皇帝派宦官去地方监视、满足私欲的手段，明成祖时期首创。据官员何孟春正德十六年八月上疏说：“内臣镇守自永乐间始，当时止是辽东、开原及山西等处。”明成祖朱棣兵变夺位，“内难初平，恫疑未解”，急需亲信监视地方，巩固统治，派宦官比文官让他放心。

当时的镇守中官也叫“守备太监”，起初不是常规设置，后来越推越广，各省有镇守中官，戍边也有，前者负责安民、监视地方官，后者负责“监军”“抚夷”。时间长了，镇守中官权力越来越大，私下成了统治者搜刮地方财产的爪牙，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记着：

“各镇守内官竞以所在土物进奉，谓之‘孝顺’。”

他们还是皇帝的“千里眼”，负责通报地方实情，甚至能弹劾地方官。所以景泰元年十月，山东右布政使裴伦请罢镇守中官，景帝说：“往岁各处贼寇生发，人民流散，因令内官镇守，得知事情缓急......”

镇守中官就像皇帝的鞭子，地方官见了都怕。到正德年间，更变本加厉，数量增多，制约他们的程序也没了，他们“剥削民财，全无顾忌”，有的甚至成了地方的“土皇帝”，把地方政治搞得一塌糊涂，还有的参与地方叛乱，劣迹斑斑。

不过尽管内阁和宦官积怨深，杨廷和这些老臣却不主张裁革镇守中官，说这是“祖宗成法”，“变乱成法者斩”。反而是张璁、桂萼这些新文臣，劝世宗裁革。嘉靖初年，南京大理寺评事林希元、刑科给事中张翀、云南巡抚欧阳重纷纷上疏，说镇守中官的祸害，劝世宗别拘泥成法，张璁、桂萼这些宠臣也用密疏言事，一步步坚定世宗的信心。

其实早在世宗即位两个月后，朝廷就汰了锦衣卫冗校三万多人、京卫各厂局旗校十四万多人、裁了南京内府各监局官。但这显然不够，大礼议胜利后，改革派加快了裁革镇守中官的步伐，不但要求巡抚节制守备太监、严惩滥权的镇守中官，还开始大幅革除。到嘉靖八年，杨廷和这些旧臣失势，世宗权力巩固，裁革镇守中官就大刀阔斧开始了。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评论：

“镇守内臣之革，在世宗九年十年间，天下称快。”

除了裁镇守中官，世宗还整顿内府库局（简称“内库”）遏制宦官贪污。内库是紫禁城的仓库，除了存宫中用品，还是各地赃款的储藏地。正德年间，内库宦官贪污钱粮的事常有，有个叫刘保的宦官，“每月一下库，恣取官物以千百计。”这些管内库的宦官，不但拿官物，还索贿，世宗即位后就开始整顿，最有力的措施在嘉靖八年，他让科道官巡视内库各年钱粮，发现贪污就上报，地方往内库输送粮食物品的人，也派科道官监督。

另一件压制宦官的举措，是世宗把密谕常态化。在张璁他们建议下，他给杨一清、张璁、桂萼、翟銮各赏了银图二枚，允许他们“密疏来闻”。密谕常态化本意是提高行政效率、澄清朝政，密疏不是世宗首创，明仁宗就赐过印给杨士奇、杨荣，“凡政事有阙，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，或卿等言之朕有不从，悉用此印密疏以闻。”密疏政治能避免宦官弄权，直接绕开“批红”，宦官很难插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世宗还加强了对宦官庄田的控制。过去几任皇帝滥赏，皇城周围庄田成了大宦官的私产，他们动辄占百千顷土地，皇帝赏了还不满足，还纵容手下侵占民田、鱼肉百姓。世宗即位后，采纳杨一清等大臣建议，没收了大量宦官庄田。

不仅如此，世宗还借裁革镇守中官的机会，把清丈出来的中官占的田亩重新分配，原是民田的归还原主，本是官田的分给贫民。

世宗这一连串举措，把宦官群体整得够呛，就算是兴献王府出来的宦官也不敢造次。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的黄锦，正史里是世宗儿时玩伴，后来一度做到掌司礼监事兼总督东厂，官这么大，还是“和谐少事”，很少滥权。可世宗一去世，新皇帝纵容宦官，大明的宦官又抬头了，陈洪、孟冲这些人，“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，作鳌山灯，导帝为长夜饮”，“糜国帑无算”。

翻嘉靖一朝的史料，很少见宦官弄权的记录，倒是有不少宦官修桥建寺、琴棋书画的闲话。比如王翱作诗、黄锦重建广通寺、李朗捐金造藏经殿。

当时还有宦官犯言直谏或拥护正直官员的记录。比如嘉靖初的司礼监太监张佐，有一回世宗想打开内库“以观累朝储积”，问他看法，张佐跪下说：“自有历年册籍可查，不必万岁亲阅。”世宗就打消了念头。张佐为啥这么说？他觉得内库里的珍奇宝物容易助长人的欲望，怕激起皇帝敛财之心。（“佐曰：这宝货易以炫人，不当与爷爷经目，恐启其聚敛之心也。”）再比如嘉靖末南京皇城守门太监高刚，仰慕名臣海瑞和林润，让人写了幅对联：

海无波涛，海瑞之功不浅。

林有梁栋，林润之泽居多。

权宦约束再松弛

嘉靖朝宦官状况有两个重要分界线，第一个是嘉靖七年，这一年《明伦大典》修完，世宗基本赢了大礼议。也正从这年起，宦官制度革新有了突破，镇守中官被裁革，大量宦官庄田被没收。这时候嘉靖朝政治最有朝气，宦官也最“安静”，是世宗和文臣共同努力的结果，张璁、桂萼、杨一清、夏言这些人起了关键作用。他们政见可能不一，但在宦官问题上立场明确，他们在任时，就算是兴邸出身的宦官也不敢造次。

可夏言一被罢黜，世宗开始怠惰，情况就变了。这就是第二个分界线，嘉靖二十七年，夏言被严嵩陷害致死。

夏言豪迈强直，当内阁首辅时特别压制宦官，严嵩、严世藩为了达到目的，却不介意向宦官行贿。所以严嵩当首辅，世宗又安于守成时，朝廷对宦官的约束就松弛了。

这时候，兴邸旧部已经树大根深，世宗又对他们大开“封荫子侄”的特权之门，一批新权宦出现了。《罪惟录》说：

“以司礼兼东厂，则嘉靖中麦福始。内臣预实录，蒙世荫，则嘉靖中张佐、黄英、戴永始。”

说的就是这个现象。

嘉靖中后期，对宦官的封荫越来越泛滥，这时候“世宗威柄自操，用重典以绳臣下”，过去的劝谏都没用，官员们心灰意冷，也就不再集体弹劾这些泛滥的封荫了。嘉靖初好不容易缓解的内廷冗员问题，过了二三十年，又严重起来。

好在嘉靖朝的权宦还算谨慎，才没酿成祸患。官至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的麦福，世宗评价他“恭勤端慎”，赐了御书：“克尽忠谨，小心匪懈，恭慎如一。”同样当过司礼监掌印太监的黄锦，虽有小索小贿，也不敢放肆。世宗对高宦官有三个基本要求：第一，最好是兴邸旧部；第二，得恪守谨慎，不骄不纵；第三，文化水平要过关。张佐、黄锦、鲍忠都符合。

夏言被罢黜后，世宗对宦官唯一一次明显整顿，是因为庚戌之变。嘉靖二十九年六月，俺达率军打大同，大同总兵仇鸾贿赂俺达，让他移师他处，结果俺达转头直扑北京。世宗大惊，听从严嵩的计策，京城守军坚壁不出，纵容俺达在城外烧杀抢掠八天，史称庚戌之变。这事跟宦官有啥关系？原来当时京城守军十二团营里，充斥了大量宦官私家的人，他们军事素质不行，就靠跟权宦的关系留在十二团营。这些关系户战力弱，一触即溃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写，俺达兵临城下时：

“京师震恐，急集诸营兵城守。少壮者已悉出边堠败丧，仅余四五万人，而老弱半之。又半役总兵、提督、太监家，不令归伍。”

庚戌之变是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的又一大耻辱，天子盛怒，兵部尚书丁汝夔被杀，十二团营也被取缔，改回永乐时的三大营旧制。同时，世宗把三千营改为神枢营，废除了宦官做营制度，京营事权归了外臣。

这次整顿多少压制了宦官腐败对军事的影响，但整个政治风气已经堕落了，宦官群体不像嘉靖初年那样能约束自己了。他们和权臣合谋，一边满足皇帝私欲，一边私受贿赂。世宗兴宫室、好方术，给了他们牟利的机会。相处这么多年，他们早摸清这位主子的脾气——不是不允许你贪，只要你足够忠心。所以嘉靖朝的宦官，对皇帝都特别忠顺。

但换个角度想，这些无根之人的一生也挺唏嘘的。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的杨金水说：“做太监，唯一的天，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，太监没家，宫里就是他们的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