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宦官乱政之风严重-嘉靖朝为何除外 (明朝宦官乱政最厉害的的事)

看明朝历史剧，宦官总是一脸坏样儿，弄权、祸国，像《江山风雨情》的魏忠贤、《大明王朝惊变录》的王振，演得那叫一个活灵活现。不过明朝还真有那么一段日子，宦官们突然“安静”了，不瞎折腾了，一个个跟换了个人似的，谦恭又谨慎。比如李芳，《明史》说他“以能持正”；还有救了海瑞的黄锦，权势不小，但“不敢大肆”。

这段时期，正好是嘉靖朝，世宗皇帝在位的时候。

好多年后，顾炎武聊明朝政治时，引用了崇祯朝内阁大学士蒋德璟的话：“我大明啊，就数世宗肃皇帝，果断裁革宦官，自己说了算，在先头；咱皇上（崇祯）剪除逆珰，跟他有一拼……”

后来张廷玉他们修《明史》，也觉得嘉靖朝宦官祸事少。《明史》里写：世宗见过正德时宦官作乱的祸，即位后对身边宦官管得严，有罪的打打打，打死都有，还摆尸体当警示。张佐、鲍忠，麦福、黄锦这些人，虽然是兴王府旧人，管司礼监、督东厂，但都老实，不敢瞎搞。皇帝还把天下镇守的宦官、管京营仓场的全撤了，四十多年没再设，所以宦官的势头，就数世宗朝最弱。

嘉靖初年的宦官啥样呢？

《明史》这段话算是官方对嘉靖宦官状况的总概括了。所谓“正德时宦侍之祸”，就是明武宗时期，以刘瑾为首的阉党作乱。刘瑾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后，“权擅天下，威福任情”，“军国大柄，尽归其手”，被时人戏称为“立皇帝”。《明史·列传·卷第一百九十二》记载：“武宗即位，(刘瑾)掌钟鼓司，与马永成、高凤、罗祥、魏彬、丘聚、谷大用、张永并以旧恩得幸，人号‘八虎’，而瑾尤狡狠。”

他这么搞，文臣和宦官的矛盾越来越深。正德五年，安化王叛乱后，都御史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，借着献俘的机会跟明武宗揭发刘瑾“十七大罪”，在李东阳等大臣的施压下，武宗忍无可忍，最后抓了刘瑾，抄家，凌迟处死。

但正德皇帝突然没了，内阁权力也不是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杨廷和他们还得对宦官头子们忍气吞声。杨廷和后来回忆当时挑人去迎新君，写道：“予遂言内阁遣官蒋(冕)，魏(彬)云：‘谷哥(指谷大用)你去。’又云：‘韦家(指韦霦)你也去，驸马命崔元。’予言：‘见任大臣中武臣须皇亲定国公徐光祚，文臣须礼部毛澄。’尚书诸公皆应曰：‘诺。’谷(大用)之遣，予不欲，危疑之时，恐拂其意，遂不敢更。”

不过正德年间的权宦惹的祸太大，新君和文官肯定不能放过，严惩他们，就成了世宗立威的第一步。他采纳了御史王钧等人的建议，把“八虎”里的张忠发配孝陵卫充军；谷大用、丘聚降到南京，守康陵；魏彬一开始没罢黜，改了个都督同知，后来弹劾他附和刘瑾，才让他回家。张锐、张雄这些人，要么被抓审，要么革职充军，要么解职回家。

世宗这么干，不光是收买人心，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。正德那批权宦滚蛋后，内廷班子重组，兴王府的旧部大量进宫当了宦官，麦福、张佐、黄锦、扶安、温祥这些人，都因此被封赏，成了嘉靖朝宦官系统的中坚。

对一些会来事儿的宦官，世宗也挺宠。比如宦官高忠，很会修宫室，一路升官；再比如崔文，知道世宗喜欢道教、方术，就提议在乾清、坤宁诸宫设斋醮，礼科给事中张翀上疏劝阻，世宗不听；第二年又有人弹劾崔文，世宗还是不听；到第三年，给事中刘最弹劾崔文趁机敛财，崔文上疏辩解，世宗反而把刘最贬职了。据统计，那段时间，都察院都御史、六科给事中、十三道御史联名弹劾崔文的多达88人，但都没用。

世宗为啥包庇崔文？不光是为了私欲，还跟当时政治形势有关。紫禁城里，大礼议正在进行呢，表面上是礼节之争，实际上是世宗代表的皇权和杨廷和代表的官僚集团在干架。一点火星子，都可能变成立场之争，崔文这事，也让世宗警觉了。

所以啊，等大礼议一结束，崔文很快就被严惩了。正德权宦的前车之历历在目，早年的世宗对宦官特别敏感，大礼议前保崔文，有政治考量；大礼议后，皇权压过了官僚，世宗不用再看老文官的脸色，也不用忌惮正德那批权宦，崔文又不知收敛，世宗就没保他的必要了。

不管是世宗自己，还是张璁、杨一清这些推动革新的文臣，都不希望宦官变成国家大蛀虫，他们得在制度上改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革除镇守中官。

镇守中官，说白了就是皇帝派宦官去地方监视官员、顺便满足自己私欲的手段，明成祖时期开始有的。据官员何孟春在正德十六年八月上疏说：“内臣镇守自永乐间始，当时止是辽东、开原及山西等处。”明成祖朱棣兵变夺位，“内难初平，恫疑未解”，他急需亲信监视地方，巩固统治，比起文官，派宦官更让他放心。

当时的镇守中官也叫“守备太监”，起初不是常规设置，后来越推越广，各省有镇守中官，戍边的也有。前者负责安民和监视地方官，后者负责“监军”和“抚夷”。时间长了，镇守中官权力越来越大。他们私下成了统治者搜刮地方财产的爪牙，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记载：“各镇守内官竞以所在土物进奉，谓之‘孝顺’。”

他们还成了皇帝的“千里眼”，负责给皇帝通报地方实情，甚至能弹劾地方官。所以在景泰元年十月，山东右布政使裴伦请罢镇守中官，景帝答复：“往岁各处贼寇生发，人民流散，因令内官镇守，得知事情缓急......”

镇守中官就像皇帝的鞭子，地方官见了就怕。到正德年间，更变本加厉，数量增多，制约他们的程序也没了，他们“剥削民财，全无顾忌”，有的中官甚至成了地方的“土皇帝”。把地方政治搞得一塌糊涂，更有的还参与地方叛乱，劣迹斑斑，说不完。

不过啊，尽管内阁和宦官积怨挺深，杨廷和这些老臣却不主张裁革镇守中官，觉得这是“祖宗成法”，“变乱成法者斩”。反而是张璁、桂萼这些新文臣，劝世宗裁革镇守中官。嘉靖初年，南京大理寺评事林希元、刑科给事中张翀、云南巡抚欧阳重等人纷纷上疏，力陈镇守中官的祸害，劝世宗别拘泥于成法，张璁、桂萼这些宠臣也用密疏言事，一步步让世宗更有信心。

其实早在世宗即位两个月后，朝廷就汰了锦衣卫冗校三万多人、京卫各厂局旗校十四万多人、裁革了南京内府各监局官。但这显然不够，大礼议胜利后，改革派加快了裁革镇守中官的步伐，他们不但要求巡抚节制守备太监、严惩滥权的镇守中官，还开始大幅革除。到嘉靖八年，杨廷和这些旧臣失势，世宗巩固权力后，裁革镇守中官的行动就大刀阔斧开始了。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评论道：“镇守内臣之革，在世宗九年十年间，天下称快。”

除此之外，世宗还整顿内府库局（简称“内库”）来遏制宦官贪污。内库是紫禁城的仓库，不光存宫中用品，还是各地赃款的储藏地——查抄贪污官员的财产，都往里送。但到了正德年间，内库宦官贪污钱粮的事时有发生，有个叫刘保的宦官，“每月一下库，恣取官物以千百计。”这些管内库的宦官，不光拿官物，还向下索贿。世宗即位后，就开始整顿内库，最有力的措施在嘉靖八年，世宗让科道官巡视内库各年的钱粮数额，发现有贪污就立刻上报。同时，地方往内库送粮食或物品的人，也要指派科道官监督。

另一件压制宦官的举措，是世宗把密谕常态化。在张璁他们建议下，他给杨一清、张璁、桂蕚、翟銮各赏了银图两枚，允许他们“密疏来闻”。密谕常态化本来是想提高行政效率、澄清朝政风气，密疏不是世宗首创，明仁宗就赐印给杨士奇、杨荣，“凡政事有阙，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，或卿等言之朕有不从，悉用此印密疏以闻。”密疏政治能避开宦官弄权，直接绕开“批红”，让他们没法掺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世宗还加强了对宦官庄田的控制。过去几任皇帝滥赏，皇城周围的庄田成了大宦官的私产，他们动辄占百千顷土地，皇帝赏了还不满足，还纵容手下侵占民田、鱼肉百姓。世宗即位后，采纳杨一清等大臣的建议，没收了大量宦官庄田。

不仅如此，世宗还借着裁革镇守中官的机会，把清查出来的中官占的田亩重新分配：要是原本是民田，就归还原主；要是官田，就分给贫民。

世宗这一连串举措，把宦官群体打得很惨，就算是兴献王府出来的宦官也不敢造次。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的黄锦，在正史里是世宗儿时玩伴，后来一度做到掌司礼监事兼总督东厂，官这么大，还是“和谐少事”，很少滥权。可等世宗一死，龙椅上换成个纵容宦官的皇帝，大明的宦官就又有抬头的迹象了，陈洪、孟冲这些人，“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，作鳌山灯，导帝为长夜饮”，“糜国帑无算”。

翻阅嘉靖一朝的史料，很少看到宦官弄权的记录，反而能找到不少宦官修桥建寺、琴棋书画的闲事。比如王翱作诗、黄锦重建广通寺、李朗捐金造藏经殿。

当时还有宦官犯言直谏或拥护正直官员的记载。比如嘉靖初任司礼监太监的张佐，有一次世宗想打开内库，“以观累朝储积”，问他看法，张佐跪下说：“自有历年册籍可查，不必万岁亲阅。”世宗就打消了念头。张佐为啥这么说？他觉得内库里的珍奇宝物容易助长人的欲望，怕激起皇帝敛财的心。（“佐曰：这宝货易以炫人，不当与爷爷经目，恐启其聚敛之心也。”）又比如嘉靖末南京皇城守门太监高刚，仰慕名臣海瑞和林润，找人写了幅对联：“海无波涛，海瑞之功不浅。林有梁栋，林润之泽居多。”

权宦约束再度松弛

不过嘉靖朝的宦官状态，有两个重要分界线。第一个是嘉靖七年，这一年《明伦大典》修完，世宗基本赢了大礼议。从这年起，宦官制度有了实质性突破，镇守中官裁革，宦官庄田没收。这时候嘉靖朝政治最有朝气，宦官也最“安静”，是世宗和文官一起使劲的结果，张璁、桂萼、杨一清、夏言这些人功不可没。他们在任时，哪怕是兴王府出来的宦官也不敢瞎搞。

然而，当夏言被罢黜，世宗开始怠惰，情况有了变化。这也就是第二个分界线，在嘉靖二十七年，夏言被严嵩陷害致死。

夏言这人豪迈强直，当内阁首辅时，特别压制宦官；严嵩、严世藩为了达到目的，却不介意给宦官送钱。所以当严嵩当上首辅，世宗又安于守成时，朝廷对宦官的约束就松弛了。

这时候，兴邸旧部已经树大根深，世宗又对他们大开“封荫子侄”的特权之门，一批新的权宦出现了。《罪惟录》说：“以司礼兼东厂，则嘉靖中麦福始。内臣预实录，蒙世荫，则嘉靖中张佐、黄英、戴永始。”说的就是这现象。

嘉靖中后期，对宦官的封荫越来越泛滥，可这时候，“世宗威柄自操，用重典以绳臣下”，过去的劝谏都没用，官员们心灰意冷，也就不再集体对这些泛滥的封荫上疏弹劾了。嘉靖初好不容易缓解的内廷冗员问题，过了二三十年，又严重起来。

好在嘉靖朝的权宦还算恪守谨慎，才没酿成祸患。官至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的麦福，世宗给他的评价是“恭勤端慎”，赐了御书：“克尽忠谨，小心匪懈，恭慎如一。”同样当过司礼监掌印太监的黄锦，虽有小索小贿，却也不敢放肆。世宗对身处高位的宦官有三个基本要求：第一，最好是兴邸旧部；第二，得恪守谨慎，不骄不纵；第三，文化水平要过关。张佐、黄锦、鲍忠都符合。

夏言死后，世宗对宦官唯一一次明显整顿，是因为庚戌之变。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，俺达率军进攻大同，大同总兵仇鸾贿赂俺达首领，请他移师他处，没想到俺达兵锋一转，直指北京。世宗大惊，听从严嵩的计策，导致京城守军坚壁不出，纵容俺达在城外烧杀抢掠八天，史称庚戌之变。这事跟宦官有啥关系呢？原来当时京城守军十二团营里，充斥了大量宦官的私家关系户，他们军事素质不行，就因为跟权宦沾亲，能留在十二团营。这些关系户战力羸弱，一触即溃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写，俺达兵临城下时，“京师震恐，急集诸营兵城守。少壮者已悉出边堠败丧，仅余四五万人，而老弱半之。又半役总兵、提督、太监家，不令归伍。”

庚戌之变是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的又一大耻辱，天子盛怒，兵部尚书丁汝夔因此被杀，十二团营也被取缔，改回永乐时的三大营旧制。同时，世宗把三千营改为神枢营，废除了宦官做营制度，京营事权归了外臣。

这次整顿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宦官腐败对军事的影响，但整个政治风气已经堕落了，宦官群体不能像嘉靖初年那样约束自己了。他们和权臣合谋，一边满足皇帝的私欲，一边私受贿赂。世宗兴宫室、好方术，给了这些宦官牟利的机会。相处这么多年，他们早就摸清了这位主子的胃口——他不是不允许你贪，只要你足够忠心。所以嘉靖朝的宦官，对皇帝都极为忠顺。

但换个角度想，这些无根之人的一生也足够唏嘘。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的杨金水说：“做太监，唯一的天，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，太监没家，宫里就是他们的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