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朝出现的盛世也有商人的功劳-汉武帝为何会成为商人的噩梦 (汉朝出现的盛世局面)

汉朝盛世有商人的功劳，为何汉武帝时期，是商人的噩梦? 秦朝之后，重农抑商这事儿在中国就一直挺普遍的。封建王朝想保住自己的统治，总得想点法子对付商人，不是剥削就是压制。不过呢，商业毕竟是社会生活里的一块，封建王朝也不能完全把它给掐了。而且商业在中国其实一直是在发展的，重农抑商这政策也不是一直卡得特别死。 秦朝才存在了十五年，放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就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根本看不出一项政策到底会怎么变。一般要研究中国古代这种持续性的政策，大家都是从汉朝开始看的。那作为封建社会真正开始大发展的汉朝，他们又是怎么搞这政策的？商人在汉朝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？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，为啥都跟商人过不去？ 公元前202年，刘邦在定陶当上了皇帝，大汉王朝就这么开始了。汉朝刚建立那会儿，刘邦沿用了秦朝来的重农抑商政策，对商人那是真打压。他规定过：“商人不能穿丝绸、不能坐车，还得交重税，就是要让他们日子不好过。”刘邦本是反秦义军的头头，推翻秦朝后，反倒把秦朝的政策当宝贝一样接着用。这说明啥呢？说明秦朝那套制度其实挺合理，挺适合古代社会的。 重农抑商这政策最早是战国时候商鞅给秦国定的，目的就是让国家富起来、军队强起来。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，商业来钱多快啊，秦国想富国强兵，不发展商业，反倒要打击商业，这操作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说到底，中国一直都是个农业社会，农耕文明是咱的根。而作为农业社会的“管理者”，封建官府的钱袋子主要靠农业收税，向农民收田税是官府搞钱最主要的路子。虽说商业赚钱快，但钱主要进了商人腰包，不是国家的，这跟封建官府“富国”的目标对着干。而且商业这东西，天生就带个“利”字，一旦不管着，肯定有更多人往里钻。司马迁说过：“人嘛，谁不想发财？这不用学，天生就想要。”人都有趋利的本性，商业要是不受限，肯定会有大量劳动力从地里跑出来，去搞“殖产兴业”。这对官府来说可太糟了，农业人口少了，国家财政就缩水，打仗、搞建设的人也不够了。 封建官府搞“男耕女织”的小农经济，打压商业，就是把人拴在土地上，给他们当免费的劳动力和提款机，好让王朝转起来，也让王公贵族能享受。要是放在战国那会儿，秦国想在群雄里冒头，就得有足够的兵、足够的人、足够的粮，才能一直打大仗。所以必须把人死死按在土地上，让他们干活、生娃，不能到处跑。另外，商人要是掌握太多钱，对统治者也是个威胁。啥叫“富可敌国”？要是个人有钱又有地方势力勾结，皇帝能睡得着吗？所以政府必须得压着商人。 但这不代表王朝不需要商业。有些东西农业造不出来，官府也得靠商业。秦始皇就挺看重两个商人，一个是乌氏夥，一个是寡妇清。一个给他供牲畜，一个给他供丹砂，秦始皇对他们好得很，一个封了爵，一个被封“节妇”，还给她修了个台纪念。 汉朝刘邦之后，吕后掌权，对商人的限制松了点。《史记》里写：“孝惠、高后的时候，天下刚安定，又放松了商人的律法。”西汉初年，国家啥都得重建，要是还死卡着商业政策，不刺激一下经济，肯定不行。而且商业也能给国家交税，缓解汉初的穷日子。所以西汉初年，对商人总体是扶植的态度，限制少了点，但也还是没跳出重农抑商的大框框。 大汉盛世，有商人一半的功劳 这么一松，汉朝的商业就火起来了。汉代的买卖主要在“市”里搞，就是固定的地方。长安城里最早有东西两个市，后来增加到九个。汉代的市是个方形的院子，边长二百六十步，市和市之间隔四里，每个市都有围墙，四面各开一个门，门口有“市监”管事。市监手里拿着刻着尺寸的皮鞭，专打那些不守规矩的。 每天早上市门开，晚上关。市里按商品种类排商肆，就是卖东西的地方。为啥要这么排？主要是官府收税、管着方便。市的四个角有“邸店”，当仓库用。市里有十字或井字的路，叫“隧”。长安东西两个市建得早、规模大，有四条井字路；其他市就两条十字路。市中央还有“市楼”，楼上有人盯着“百隧”，管市场。市楼上有鼓和旗，开市、闭市就敲鼓、摇旗指挥。 除了城里的正规市，汉代也有民间的“小集市”，后来成了“草市”。小集市管得不严，还是定期才开。边疆和军队里还有“军市”，给当兵的买东西。市里卖的东西可多了，盐、油、醋、酒这些日用品，皮革、药材、织物这些生活用品，还有各种农具、工具，啥都有。这些东西，有的是农民农闲时做的，有的是商人在作坊里专门做的。私人手工作坊当时特别火，种类多，规模也大。 这么宽松的环境下，出了不少商业大亨，搞长途贩运、盐铁冶炼、囤货、农林畜牧、金融信贷的都有。临邛卓氏、山东程氏、宛城孔氏，都是西汉有名的冶铁商人。宣曲任氏靠卖粮起家，无盐氏靠放贷起家，桥姚搞畜牧业，师史搞贩运，都成了世代富豪。司马迁写当时商业多火的时候说：“汉朝兴起后，天下统一，开放关隘，放松山林湖海的禁令，所以富商大贾跑遍天下，想买啥都能买到。” 汉武盛世，竟是商人的噩梦 汉朝商业在文景时候达到顶峰，但到了汉武帝这儿，商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汉武帝那会儿，几十年过去，出了好多豪强大家。之前说过，官府和商人天生就有矛盾，皇帝不能让商人和国家抢人，也不能让他们掌握太多钱。 汉初之所以对商人松，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，让经济恢复过来。但到了汉武帝时候，汉朝经济已经挺繁荣，国力也强了，国家和商人的矛盾一下子就突出了。但也不能明抢，得找个理由。汉武帝以“豪富的官吏百姓，财产几万，穷的却越来越穷”为由，搞了“禁榷制度”。就是官府垄断一些重要商品专卖，咱们熟知的盐铁官营就是这制度的一部分。 汉武帝搞这制度，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搞钱，给他打匈奴提供资金。同时也是为了打击富商，把最赚钱的行业收归国有，让靠这个吃饭的商人没得赚。如果说禁榷制度是给商人当头一棒，那“算缗”和“告缗”才是真·噩梦。 算缗制度在刘邦时候就有，汉惠帝后废了。汉武帝时候，张汤、桑弘羊他们一推，又恢复了。算缗就是向商人收税，刘邦说的“重租税以困辱之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算缗要求商人、手工业者、高利贷者报自己的交易额，然后按标准收税。商人两千钱收一算（一百二十钱），手工业者四千钱收一算，比商人少一半。车船也收税，平民的车一辆一算，商人两算，五丈以上的船一算。 要是有人瞒报或少报财产，家产没收，还得罚去戍边一年。官府还鼓励大家举报，举报属实，没收的家产一半给举报人，这叫“告缗”。告缗制度一搞，汉朝举报的风气特别盛，好多富豪被抄家，财产充公，家人变成奴隶。汉武帝的算缗、告缗政策，加上其他打击商人的经济政策，让汉代商业一下子垮了，文景时候的繁荣再也没了。 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，农业是根本，是封建政权保住位置的根本。商业在封建社会里，就只算个补充，不能挑战农业的地位，这是王朝给商业的定位。汉朝前期因为穷，不得不放开商业限制。但这种开放肯定是暂时的，等社会稳了，汉朝肯定得重新把重农抑商政策搞严了。 汉武帝对商业的态度特别强硬，大抢商人，占商业的便宜，充实国库，顺便打击商人。他的做法给后世王朝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一个模板，让工商业者在中国古代老是被官府侵夺，这也大大限制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。 参考资料： 《汉代商业的繁荣》 《秦末汉初的商业经营》 《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、成因及启示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