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-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不如汉唐吗 (“明朝”)

明朝万历年间，退休的内阁大学士于慎行，在《谷山笔麈》里写了个大疑惑：都说唐朝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，可皇帝给郭子仪赐宴，一出手就是十多万两白银；中晚唐的藩镇犒赏兵士，动不动就砸百万两；再看汉武帝讨伐外敌，几十万人规模，看着都烧钱。

可再看看“我大明”呢？于慎行估计都得叹气：别说平时动兵调粮，就说万历朝鲜那场仗，不过派了四万人过去，为了军粮军费，恨不得把国库掏空，勒紧裤腰带都凑不齐。这天上地下般的对比，那简直是“古今物力，何以相悬若此”——怎么“我大明”，还没汉朝唐朝有钱呢？

其实于慎行发这感慨的时候，还是明王朝财政比较稳定的“万历中兴”时代。后来再看十七世纪上半叶，风雨飘摇的明王朝，穷到缺粮缺饷最后上吊，就知道于慎行这声叹息，哪是什么痛苦领悟，简直是句虐心的神预言。

那明朝的经济水平，真像于慎行疑惑的那样“不如汉唐”吗？其实吧，北宋的社会经济水平，早就把唐朝甩好几条街了。而明朝洪武二十六年时的耕地面积，达到了八百五十万顷，比两宋最高值还多三百万顷，税粮收入更突破了三千二百万石，是宋元两朝最高数值的一倍多。

到了于慎行当“阁老”的万历年间，明初那点“产值”简直不值一提：《明实录》里说，天顺年间山西阳城一地的铁产量，顶明初洪武年山西全省七倍。于慎行自己也在《谷山笔麈》里吐槽，北京城里卖酱油的小贩，看着一身朴素沿街叫卖，其实是“有千万之资”——说白了，就是“土豪满街走”。

这个年代，也是明王朝奢靡风气疯长的年代。卖酱油的“千万之资”算啥？利玛窦笔下的明朝官僚，饮宴吃通宵是常事，每顿都是新奇食材堆满桌。《五杂俎》里的明代市集，年节时人挤人，各种宝货看得人眼花，“人烟凑集……总四方土产奇珍”。士大夫们的生活更是讲究，官员家女眷戴的珠冠，造价动不动就千两白银。年轻的读书人也以奢靡为荣，昂贵的湖罗衫在他们中间风靡，啧啧。

所以说，不管是社会经济水平，还是城市商品经济，于慎行年代的大明朝，甩开汉唐真不是一星半点。可为啥偏偏是不争气的大明国库，落到“不如汉唐有钱”的窘境呢？

是因为明朝收的税太少吗？万历皇帝眼皮子底下的卢沟桥，四十里路，老百姓得交“炭税”“煤税”“草税”，然后“桥有税”“口有税”“门有税”。走这么一小段路，就是“重叠如之”——说白了，就是层层扒皮，每一步都要钱。

这套“层层扒皮”的操作，普通百姓哪受得了。卖酱油的“千万之资”是有的，但那只是个别行业。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朱赓就叹气，说更多的京城商户，“十室九空”，受不了盘剥的都跑了，剩下的也是“犹满路哀告”，日子苦得要命。

跟明朝农民比起来，这苦还算不上啥。明朝农民的赋税，说是“税轻”，但明王朝惯用套路就是“加派”。不止明末“加派”辽饷，比如“养活藩王”这事儿，“加派”是常操作。单是陕西白水县，万历年间每年为养当地藩王，就加派白银七百五十两。万历年间“赐瑞王田”“福王就藩”这些家务事，也全靠“加派”买单。《白水县志》里形容：具系宗室日繁，剜肉医疮——说白了，就是大明朝多一个藩王，甚至藩王家多生个娃，苦农民就得被剜一次肉。参考明末宗室几何级数的增长，晚明农民到底被割了多少刀，想想都心疼。而且这“割”出来的钱，没几个铜板进国库。

当然，要说大明“税轻”，最心知肚明的还是于慎行他们士大夫阶层。明初制度，士大夫没多少特权，地方官也就减免部分赋税劳役，该扛的一点不能少。可一代代大明官员精准钻空子，到了万历三十八年，士大夫们享受的赋税劳役“优免”数额，比张居正改革时暴涨了十倍。这“优免”出来的钱粮，当然甩锅到苦农民头上。

所以就有了《西园闻见录》里的咄咄怪事：“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，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”——有钱人一分钱税不交，穷农民什么钱都得交。交不起？只能举家逃亡。逃都没地逃，反抗的烈火自然说烧就烧。至于大明的国库？自然也就跟着“烧”没了钱。

比起于慎行大惑不解的“古今物力，何以相悬若此”，后来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，倒用账单写了答案。《后鉴录》里统计，李自成从北京拷掠的七千万两白银里，“侯家什三，阉人什四，官什二”——大明朝的钱，都跑到这群蛀虫家去了？

这声发问，对着那“账单”，除了叹息，剩下多少深思，谁品谁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