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(中国认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)

1905年那会儿，清政府派了五个大臣出国考察，这事在近代中国史上可不算小。他们这一趟，不光搅动了当时的政局，还在中外关系史上重重写了一笔，成了义和团之后中国重新认识世界、想跟世界好好打交道、顺便展示自己要改革的新面貌的重要事儿。

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

这五个大臣分了两拨走。一拨是载泽、尚其亨、李盛铎带着43个人，1905年12月11号从北京出发，第二年7月23号回来，主要跑的是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。另一拨是戴鸿慈、端方，带了33个人，12月7号出发，8月10号回来，重点看了美国、德国、奥地利、俄国、意大利，还顺道去了丹麦、瑞典、挪威、匈牙利、荷兰、瑞士这些地方。

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合影

当时的人说，这五个大臣要么是皇室宗亲，要么是朝廷大老。确实，载泽是嘉庆帝的曾孙，封了个镇国公；戴鸿慈是户部右侍郎；端方当时是湖南巡抚；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；李盛铎还当过出使日本大臣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挑的那些随从，水平都挺高，《大陆》杂志就说“差不多把京城内外有点名的人都搜罗来了”。统计一下，两拨考察团里留过学的各有12个，比例不低。像唐元湛、温秉忠是第一批留美幼童；陈恩焘、伍光建是首批官派留欧生；陆宗舆、杨守仁他们几个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，欧阳祺是哈佛的，施肇基去过华盛顿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。留学生能入选，当时媒体挺高兴，《华字汇报》说欧阳祺懂国际法，“这次查宪法肯定能发挥本事，给国家造福”；《大公报》夸陆宗舆研究政法有经验，“考察各国政治肯定能出实效”。剩下的随从大多也爱钻研实务，比如熊希龄、吴宗濂、陈琪、夏曾佑、关冕钧这些人。当然也有官宦子弟，像邓邦述（邓廷桢的曾孙）、李焜瀛（李鸿藻的儿子）、沈觐扆（沈葆桢的曾孙），看得出来朝廷对这趟考察多重视。

清政府派他们出去，名义上是“考求一切政治”，但说白了，核心就是看各国的政治制度，好给清政府搞改革找参考。当时媒体也门儿清，谕旨刚发，《申报》就写，这事儿跟日本明治维新前岩仓具视他们考察欧美差不多；《时报》也说，同治以来中国派使者出去四十年了，都是为了谈判、回访，专搞外交，从来没像这次一样，为了学习改革而出国的。戴鸿慈在《出使九国日记》里的话更直接，他说看欧美那些国家，君臣之间挺亲热，上朝的时候像朋友聊天一样。他还聊到自由和平等，说自由就是在自己权利范围内想干啥干啥，但不是瞎胡闹；平等呢，上到王公贵族，下到老百姓，只要不是奴隶，都有自主权，享的权利都差不多。不光政治，军事、经济、社会、教育、市政，他们啥都看。

话说回来，跟以前的考察团比，这次五大臣出洋规模大、级别高、去的国家多、看的范围广，确实是近代中国主动走出去、认识世界的一次大动作。

推动了中外交流

近代以来，尤其到了二十世纪，中国外交环境越来越差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。考察团出去那会儿，情况更糟，比如中法因为南昌教案闹得挺僵，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还让美国的“门户开放”政策差点泡汤。可奇怪的是，考察团跑了一圈，各国对他们都挺热情，没给过冷脸。法国人没提南昌教案那事，美国还派了人照顾，招待得挺好，其他国家也“莫不推诚相待”。为啥呢？当时出使美国的大臣梁诚说得好：“咱们国家现在要振作，想搞立宪，他们外国人打心底里佩服，不知不觉就流露出来了。”

1905年12月，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

跟政界、商界多打交道，是考察团联络感情最重要的办法。载泽他们见日本天皇前，先把慈禧和光绪送给天皇、皇后的礼物通过式部官送过去。见面那天，载泽鞠躬、念颂词、递国书，天皇亲手接了，也按礼节回应，还殷勤地问候了慈禧和光绪。戴鸿慈、端方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时候，致辞里说“祝大伯理玺天德（总统）福寿康强，也祝美国人民太平幸福”。罗斯福在回话里说：“我欢迎他们，就是想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诚意。”他还给光绪写信说：“你们的考察团带来了中国的友谊，我们也请他们把美国的友谊带回中国。”在华盛顿，他们还见了美国国务卿路脱，去了六十多个人。端方在演讲里说想多学点知识带给中国人，路脱回应道：“希望你们收获满满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。”在纽约，他们参加亚细亚协会的宴会，致辞时，现场二百多人大多是纽约“有头有脸的商人”。

教育交流也是考察团挺有特色的一块。戴鸿慈、端方去看耶鲁、康奈尔、哈佛这些大学，跟学校商量，给中国学生争取到了留学名额，还管学费，这事后来成了中外教育交流的一段美谈。1908年端方派了15个人去留学，里面就有后来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。载泽、尚其亨、李盛铎还被剑桥和牛津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。剑桥大学在授予仪式上致辞说：“尊敬的大清国考察团，你们不远万里考察各国，使命重大，困难肯定不少。你们能来剑桥，我们特别荣幸，希望以后我们国家、政府和国民能和睦相处。”载泽在日记里挺激动地写：“剑桥是英国最老的大学，博士学位是英国最高的学位，不是品学兼优、被学界推崇的人，轻易不给外国人，咱们能拿到，太荣耀了。”国内媒体也跟着高兴，《大公报》说这事儿“真是给使节长脸，给海外争光”。

考察团出去期间的各种交流活动，不光是走个礼节，更是重要的外交手段，让中国和各国多了解了对方，联络了感情，改善了国际环境。戴鸿慈在日记里记：“见得多了，也就了解得深了。”

展示了中国改革新气象

五大臣出洋考察，国外媒体盯着呢，不光报道他们去了哪儿，还琢磨这事儿对中国政局有啥影响，以后中国搞改革会遇到啥麻烦。

戴鸿慈、端方在美国考察宪政（1906年 芝加哥）

就说端方、戴鸿慈在美国的活动，比如见国务卿路脱、考察美孚石油公司，《纽约时报》都长篇大论地报道。说到考察美孚石油公司，报纸不光讲细节，还预言中国石油工业肯定要火：“中国肯定有不少石油，以后肯定能开发出来，石油迟早会成中国的正经行业，考察团学的东西说不定能帮中国石油工业发展起来。”对于考察团的态度，美国媒体评价挺好，《教育杂志》说：“他们以让西方人都觉得快的速度跑遍了美国，考察了工业和政治，对所有东西都兴趣浓厚。他们举止得体，一看就是上流人物，确实是真心认同自由制度的中国顶级政治家。”

国外媒体不光看行程，还盯着清政府的政治动向，给改革提建议。载泽他们到东京后，《日本》杂志说他们是“视察我国宪政，想改善国内体制”。《东京朝日新闻》指出中国跟日本改革不一样的地方是“满汉之间有隔阂”，预言革命派肯定要和政府起大冲突。《外交时报》登了日本政治家有贺长雄的《清国政体之前途》，说中国要从君主专制变立宪，得先问问国民有没有立宪的资格。《国民新闻》说中国搞宪政有两大毛病：一是“排外思想太重”，总想赶走外国人；二是“改革方向偏了”，只喜欢表面的文明，实际精神根本不懂。然后提出三条建议：搞“开放进取”；让国民多学政治知识；学各国政治文明，不能只学表面，得学背后的道理。这话说得国内媒体挺认同，《外交报》说“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，给我们开的药方太对症了”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说中国地方太大、管得太松，改革牵扯的事儿太多，“只能慢慢来，痛苦少不了”。《司葛司门报》说宪政改革“要干的事儿太多”，建议学界配合政府，“提前准备，好迎接新政”。《外交报》夸这话：“说得太对了！上面的人考察完了回来，下面的人提前准备着应对，立宪就容易多了。”

日本有个叫大隈重信的政治家说，要是这次中国改革不是做样子，“外国人以后就会看得起中国人了”。可以说，正是靠着国外媒体的宣传，中国的改革新气象被世界看到了，国际形象和地位也跟着好起来了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一个国家能不能被别人尊重、在国际上站住脚，不光看自己实力强不强，有没有想变好的决心、展现想变好的样子，也挺重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