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统治期间采取了什么策略-宋太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 (他的统治被称为)

作为开国君主，宋太祖在统一大局差不多定下来的时候，也没觉得自己牛上天了。平了南方那些国家后，各国的金银财宝哗哗往东京运，宋太祖没拿这些钱乱花，全当战备物资，收在内库里。他自己喜欢射鸟和踢球，刚当皇帝那会儿，瘾上来了，就喊几个手下玩几把。

有一天，宋太祖在后苑射鸟呢，突然有个大臣跑过来说有急事求见。他接过奏章一看，哎，这事儿也不是马上就得办的，顿时有点来气，把那大臣训了几句。那大臣倒挺倔，回嘴说：“奏章里的事是不急，但总比射鸟急吧。”宋太祖一听更火了，顺手抄起一把玉斧就扔过去，正好砸掉那大臣两颗门牙。那大臣也没吭声，跪地上把捡起来的牙齿揣自己衣兜里了。

宋太祖问他：“你想拿这个告我？”那人说：“不敢！不过您是天子，说啥做啥都有史官记着呢。”宋太祖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：对啊，自己是一国之君，一言一行都有人盯着，这可不是小事。赶紧把那大臣扶起来，道了歉。打那以后，射猎和踢球的瘾，他也慢慢戒了。

宋太祖这人啊，懂一个道理：得人心者得天下。所以他当皇帝时，用了招叫“布声教”——说白了，就是一边广施恩德，一边立威严，恩威都得用上。

他特别会笼络人心。陈桥兵变后，宋太祖刚进皇宫，看见一个宫女抱着个小孩，一问，是周世宗的儿子。他就问旁边的赵普、潘美这些人：“这孩子咋办？”赵普说斩草除根，潘美在旁边闷头不吭声。太祖又问潘美，潘美还是不敢说话。太祖叹了口气：“把人家的皇位抢了，还要杀人家儿子，我这心里啊，实在有点过不去。”潘美这才开口：“臣以前也跟着世宗，我要是劝您杀这孩子，对不住世宗；要是不劝，您又可能觉得我不忠心。”太祖摆摆手：“行了，你把这孩子带回去，当自己侄子养吧。”

有次国宴，前朝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，在席上闹腾，有人劝他消停点，他倒好，跑到皇帝屏风前大哭起来。宋太祖也没发火，让人把他扶出去了。后来有大臣说，这王著是前朝遗臣，在宫里哭，肯定是思念周世宗，得治罪。太祖不以为然：“就是个书生，我了解他，算了吧。”王著酒醒后，知道自己没被杀，从此死心塌地跟着太祖了。

作为武将出身的皇帝，赵匡胤知道，要是让士兵随便抢杀，老百姓肯定要反。所以每次打仗前，他都嘱咐手下别乱杀人。平后蜀的时候，有个叫王全斌的将军在城里杀了不少人，还让士兵抢东西，结果老百姓不干了，起来反抗，太祖就把他治罪了。曹彬围金陵的时候，太祖三番五次传话：“别伤城里人！”金陵百姓的命和财产都保住了。后来江南平了，群臣来祝贺，太祖反倒哭了：“老百姓以前受割据的苦，我用‘布声教’安抚他们，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啊，想想就心疼。”

党项族在西北，他们的节度使李彝兴想跟宋廷搞好关系，就送了300匹好马。太祖挺重视，让人赶紧做条玉带回赠。他还特意问党项使者：“你们元帅腰围多少？”使者说：“腰腹特别大。”太祖笑了：“哦，你们元帅是个福人啊。”结果做出来的玉带，“大得跟抱着的树干似的”。使者带回去，李彝兴感动坏了，说以后一定效忠宋廷。后来打北汉，他还真出力了。

为了边境安宁，太祖对周边少数民族“好好安抚”，不听话的大臣，不管功劳多大，都换掉。灵武节度使冯继老爱抢羌人的羊马，惹得人家骚乱不断，太祖直接把他撤了，换上段思恭。段思恭到任后，改了冯继业的毛病，对羌人好好安抚，边境安定了。太祖也挺赏他。

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不让那些藩镇再像以前那样横着，太祖搞了一堆改革。

“杯酒释兵权”只是个开始，后面还有几招大动作：

第一，搞了个枢密院。枢密院的官儿管调动全国军队，但手里不直接带兵；带兵的禁军（三衙）又没调兵权。这么一来，调兵的和带兵的互相制衡，皇帝就能管住军队了。

第二，军队分两半，一半在京城，一半在外地。京城驻军比外地任何一个地方都多，随时能平叛；外地军力加起来又能抗衡京城。这样内外互相牵制，谁也造不了反。

第三，“更戍法”，士兵得定期换地方。京城的兵要去外地或边境，外地的兵也得来京城。换来换去，兵不认识将，将不认识兵，将军就没法在士兵里立威，自然没法带兵造反了。

对付那些藩镇，太祖用“强干弱枝”的法子。具体有三招：削权、管钱、收兵。

削权就是把节度使兼的州郡划成中央直属，派文官去当地方官，直接对朝廷负责，不听节度使的。对那些老赖着不走的节度使，还是“杯酒释兵权”那一套，一个个罢免。

管钱就是地方的钱，除了日常开销，全得交中央。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，专门干这事儿。

收精兵就是把地方上能打的士兵都挑到京城当禁军，地方上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，编成地方军，根本没法跟中央抗衡。

削弱相权也有一套。以前宰相见皇帝还能坐着，有天太祖突然说“我眼花，你们把奏疏拿上来”。等宰相离座，侍卫就把他们的座位搬走了。以后见皇帝，宰相也得站着了。不光形式上降地位，军权给了枢密院，财权给了三司使，宰相就管民政。

还搞了个“官、职分离，互相牵制”。比如设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当副手，让他们互相制衡。宋代官制里，“官”是领工资的级别，“职”是荣誉称号，都没实权；只有皇帝临时“差遣”的活儿才有权力。这么一来，官大不一定有权，有权不一定官大，谁也没法集权。

为了扩大统治基础，太祖还改革科举。不管家里穷富，有文化都能考。他还规定考试特严，防权贵作弊。又下令修孔庙、开儒馆，请名儒，拨款修国子监。开学那天，还派人送酒去祝贺。他觉得乱世用武，治世用文，慢慢文人就取代武将，开始在政治上活跃了。

太祖这一系列改革，确实让宋朝中央集权强了不少，统一安定的局面也给后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打了好底子。他搞的这套，成了后来宋代的“祖宗家法”。

不过啊，这些防弊的法子也有毛病。“杯酒释兵权”让兵不识将、将不识兵，是防了政变，但也削弱了军队战斗力。官机构重叠，互相牵制，人浮于事，花钱又多，办事还慢。到了北宋中后期，太祖这套“祖宗家法”，硬是把国家搞成了“积贫积弱”。

为了保持边境安宁，赵匡胤对周边的少数民族“悉心绥抚”，对于那些不能遵此办理的大臣，不管有多大的功劳，都予以撤换。灵武节度使冯继业经常出兵夺取羌人的羊马，引发骚乱，赵匡胤即罢免冯继业，改用段思恭驻守灵州。段思恭矫正了冯继业的过失，按赵匡胤的旨意对羌人悉心绥抚，使边境安定下来。段思恭也由此受到赵匡胤的丰厚奖赏。

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消除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的局面，使赵宋王朝能够长期巩固下去，太祖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措施。

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军事制度改革的一个开始。之后，三项主要的改革措施相继推出：

第一，建立枢密院制度。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，主管调动全国军队，分掌军政大权。三衙掌握着禁军，但是没有调兵和发兵的权力；枢密院有发兵、调兵之权，却不能直接掌握军队。这样就使得调 兵权与领兵权各自分离，相互制约，有利于皇权对军队的控制。

第二，内外相维。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，一半屯驻在京城，一半戍守各地，但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，随时可以平定外地叛乱。而外地的军力联合起来也足以抗衡京城驻军，这就使得内外军队互相制约，都不能发生变乱。

第三，兵将分离。采用“更戍法”，驻屯京城的禁军和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。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，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，造成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，使将官无法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，当然也就不能率兵与朝廷对抗了。

为了消除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，宋太祖采用了强干弱枝的方略，主要内容有：

第一，削夺其权。将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划为京师直属，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、知县等地方官，直接对中央负责，向朝廷奏事，不听令于节度使。对于那些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，宋太祖同样以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。

第二，制其钱谷。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。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，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，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，其余的钱帛全部上交中央政府。

第三，收其精兵。各州长官需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善战的人选送到京城补人禁军，又在地方上招募强壮的民众到京城当禁军，这样使得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，地方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，编成地方军，已无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。

在官僚制度方面，削弱宰相权力。宋太祖即位后，宰相奏事仍然沿用旧制，坐在凳子上向皇帝陈述。一天早朝，他突然对宰相王溥、范质说：“我眼睛有些昏花，你们把奏疏送上前来。”在范、王二人离开座位 的时候，侍卫悄悄地将他们的座位都搬下殿去。之后，宰相在皇帝面前也要像其他臣子一样站着奏事了。宋太祖不仅从形式上降低宰相的地位，而且将原属于宰相的军权交枢密院掌握，财权则交三司使掌握，宰相的权力仅限于民政。

在削弱相权的同时，在百官中推荐“官、职分离，互相牵制”的任官政策，如设立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，作为宰相、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，这样就可以使各部门长官相互制约。宋代官制中，“官”是品级，只是据此享受俸禄；“职”是殿阁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， 同样没有实际权利。

只有由皇帝或书省“差遣”的临时职务才能够执行实际权力。任官时职、权分离，名、实混淆，可以使任何官员都没有办法将权力、荣誉和威望集于一身，权力大的不一定职高，职位高的却可能没有权力。

为扩大统治基础，宋太祖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。宋初时对科举考试的范围大大放宽，不管家庭贫富，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的人，都可以前往应举。赵匡胤还规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试制度，以防止权贵子弟舞弊。

宋太祖还着力于改变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，他在即位之初，就下令修复孔庙，开辟儒馆，延用名儒。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，学校荒废的情形，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，当国子监开学讲书的那一天，他还专门派人送去美酒等以示祝贺。

宋太祖认为，乱世用武，治世用文。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，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，原来只作为装点摆设的文臣开始逐步取代武将，在政治领域活跃起来。

由宋太祖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大大加强了宋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。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，为后世经济、文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，宋太祖所创立的这一整套也成为宋室世代奉为圭臬的“祖宗家法”。

不过，太祖皇帝的这些防弊之政、立国之法，也有其不利的一面。 “杯酒释兵权”使武职官员形同虚设，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，但却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。

官僚机构重叠，互相牵制，造成“冗官”、“冗费”与日俱增，而办事效率又极为低下。到了北宋中后期，太祖皇帝的“祖宗家法”终于使这个国家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局势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