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为什么还落得一个-快-宋朝经济增长的-积贫积弱-的评价 (宋朝为什么还分为北宋和南宋)

宋朝这事儿挺有意思的，一边被说“积贫积弱”，一边又被夸得天花乱坠，连海外学者都喊它“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”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？像邓广铭老先生就说，宋代物质和精神文明在封建社会里“空前绝后”，听着就让人好奇，这到底是个啥朝代啊？ 其实吧，大家老盯着宋代的“成就高”，倒忽略了它经济增长的“速度快”。你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都用了“迅猛”俩字儿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比起封建经济总体那慢悠悠的节奏，从“快增长”的角度看，宋代说不定能给人点新启发。 先说说宋代经济为啥长得快，内生动力是根本。农业上，光垦田多不算啥，关键是精耕细作让粮食产量噌噌涨。唐代最高亩产才两石，宋代平均就超两石了，太湖流域那边更厉害，从北宋的两三石到南宋的五六石，两百年翻了两番半！这要没技术大突破，纯靠传统方式，简直了。而且产量高了，生产剩余多了，粮食就开始商品化，作物多样化、种植经济化、经营专业化，农业增长的动力就这么来了。 手工业也跟着农业火起来了。像炼铁、制瓷、纺织这些老行当，分工更细、技术更好、规模更大，造纸和雕版印刷一成熟，图书出版直接起飞，宋版书现在都宝贝。而且纺织业从丝麻扩展到棉布，甘蔗、果蔬这些经济作物种得多了，食品药品、木材加工也跟着发展，这内外一发力，手工业能不旺吗？ 光有内生动力还不够，宋代商品经济也来添把火。城市商业冲破坊市限制，行会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，市场主体变多了。草市在城乡交界处火起来，手工业专门化生产又带出一堆市镇，比如梅李镇、景德镇什么的。水陆运输一发达，大城市周围就形成了区域市场，汴京、苏杭、成都，还有边贸市场，像灯塔一样照亮了农业社会。商税也成了财政收入主力，城市成了命脉。 但灯塔下是广大的农村，劳动者们“戴星而作，戴星而息”，租佃制和保甲制把他们拴死，两税、地租、各种债压得喘不过气。他们默默支撑着帝国经济，却要忍受交换中最底层的不公。所以经济是增长了，但老百姓（尤其是农村的）生活水平没咋地，一辈子辛苦苟活。 这么一来，经济增长的大隐患就来了：城乡差距拉大，发展失衡。按说按规律慢慢来，说不定能孕育点资本主义苗头。但宋朝政府偏偏被商税迷了眼，搞“加速”——禁榷制度，这玩意儿跟给经济打兴奋剂似的，猛但伤身。 朝廷推着禁榷制度成了商业主流，“山海之入、古之尚疏者皆密”。铜铁盐茶酒醋，连进口的香药都专卖。官府要么自己卖，要么和商人“五五开”，大张旗鼓招商。各行各业都被“买扑”（官办包商）占了，他们带着小商贩把商业链条拉长，市场联系更紧了。这进步是有，但目的就一个——快！商税噌噌涨，比如榷酒一年就1200万贯，庆历年间到1700万贯，占财政收入近四成。 可官府要税、大商人要利，资源市场都被他们垄断，底下的农村生产者交换时肯定被盘剥得更惨。大城市（汴梁、临安）生产能力跟不上，消费能力却超强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，内生动力慢慢就没了。而且商业也畸形了，最典型的就是权钱结合下的“官商”，这玩意儿后来害人不浅。 有人可能会说，朝廷这么搞是为了应对“三冗”——冗兵、冗官、冗宗，军费、官俸、皇室开支压得喘不过气。这倒是事实，但“三冗”本质是膨胀性财政支出，加上宋廷各种加税，“古者刻薄之法，本朝皆备”，苛捐杂税吓人。更别说货币，从交子125万贯到南宋末9亿贯，长期超发。财政和货币双膨胀，经济是增长了，百姓却越来越穷。所以“三冗”不全怪客观，朝廷恐怕也有心这么干。 再往深了说，政治结构也有问题。宋代是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皇帝和士大夫一起管。这背后是土地制度——“不抑兼并”，土地兼并严重，两税按资产收。宋太祖立国没经过农民战争，大地主成了主要纳税人，士大夫脱胎于地主，当然要保护地租收入。商税就成了田赋的替代品，但钱怎么花？“冗兵”安内攘外，“祖宗家法”让官僚和皇室花钱名正言顺。所以尽管总有人喊改财政，但一切照旧。 这么一看，宋朝“积贫积弱”的帽子还真不是白戴的。国富民穷，竭泽而渔地求增长，最后败给北方强虏，也算活该。以史为鉴吧，增长不等于发展，只有协调发展，经济才能稳稳当当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