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为什么还落得一个-快-宋朝经济增长的-积贫积弱-的评价 (宋朝为什么还分为北宋和南宋)

最近老琢磨宋朝，为啥一边被夸“空前绝后”，一边又顶着“积贫积弱”的帽子？这俩评价放一块儿，越想越迷糊。

史学泰斗邓广铭说宋代“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空前绝后”，海外学者也喊它“中国最伟大时期”，可转头一看，历朝历代都骂它“积贫积弱”——这俩评价咋差这么多？

琢磨来琢磨去，可能问题出在学界老盯着“成就高”看，反而把“增长快”这事儿给忽略了。其实两宋三百年，经济蹭涨，连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都用了“迅猛”俩字，这能不提吗？跟封建社会整体慢悠悠比，从“快增长”入手，说不定能看出点新门道。

一、为啥宋朝经济跑这么快？内生动力是啥

宋朝经济“快”，主要看总量扩张，农业、手工业都跟打了鸡血似的。这背后，是农业和手工业自己冒出来的劲儿。先说农业，开荒地肯定多了，但最关键的还是精耕细作。稻米产量蹭蹭涨，唐代亩产顶天两石，宋代平均就超两石了，江南地区更牛，从仁宗时的两三石，到南宋末五六石，两百年翻了两番半——这速度，传统农业没技术突破的情况下，简直神了。一亩地养活一个人，剩下的粮食还能卖钱，这就倒逼农业搞多样化、专业化，成了增长的大引擎。

手工业更不用说，传统行业比如炼铁、制瓷、纺织，分工更细、技术更好、规模更大，造纸和印刷一成熟，图书业直接起飞，宋版书现在都宝贝。还有，纺织业从丝麻扩展到棉纺，新行业像甘蔗、木材加工，跟着农业一起冒头，里里外外一起发力，手工业也停不下来。

二、经济快增长的“外挂”和副作用

经济快，不光自己能干，还得靠“外挂”——商品经济。宋代城市商业冲破了“坊市分离”的老规矩，行会遍地都有，市场主体多了；城乡结合部的草市也火了起来，专门搞手工业的地方像梅李镇、景德镇，一个个冒出来。水陆运输一发达，区域市场就成熟了，汴京、苏杭、成都、西北边镇，各有各的商圈，大宋的城市跟灯塔似的，照亮了农业社会的夜。

可这灯塔下，是广大的农村。老百姓起早贪黑种地，交租纳税，被保甲制栓得死死的，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东西，在城市里被层层盘剥，城乡差距越拉越大。经济是长得快，但农村老百姓的日子，还是老样子，苦哈哈一辈子。

三、为了“快”，宋朝政府干了些啥？

不过这高速增长的背后，藏着大隐患——城乡差距越来越大，经济迟早要失衡。要是按部就班“维持”增长，说不定能摸到资本主义的边儿。但宋朝政府扛不住商税的诱惑，非要“加速”，搞了个叫“禁榷”的专卖制度，简直给经济打了剂猛药。盐、茶、酒、醋，连铜铁锡这些矿，都得官府说了算。官府要么自己下场做生意，要么跟商人合伙“五五分成”，招商引资搞得热火朝天。

各行各业都被“买扑”（官办包商）占了，他们带着小商贩把商业链条拉长，区域市场联系更紧了——这听着是进步，但目的就一个：快。商税噌噌涨，榷酒一年就能收1200万贯，北宋庆历年间到1700万贯，占了财政收入的四成。可问题是，官府要税，大商人要利，底层生产者被盘剥得更狠。大城市（汴梁、临安）消费超强，生产却跟不上，城乡差距更大，内生动力慢慢就没了。商业也畸形了，权钱结合下，“官商”这个怪胎就出来了。

有人可能会说，宋朝搞禁榷，还不是因为“三冗”——养兵、养官、养皇亲国戚，财政太紧张了。这话没错，但“三冗”本质上是膨胀的财政支出，加上宋朝各种苛捐杂税，“古时候刻薄的法子，本朝全有”，货币发行量更是从交子刚发时的125万贯，涨到南宋末的9亿贯——财政和货币双膨胀，经济是增长了，老百姓却越来越穷。而且“三冗”真全是被逼的吗？说不准，朝廷说不定就是想借这个刺激商业呢。

再往深了挖，政治原因也跑不了。宋代是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皇帝和士大夫一起管事儿。这背后是土地制度——宋朝不抑制土地兼并，田赋按资产收，庶族地主成了主要纳税人，士大夫又跟地主阶级绑定，自然要保护地租收入。商税就成了田赋的替代品，通过商税捞来的钱，正好用来养兵、养官、养皇室，祖宗家法早就给这事儿铺好了路。所以就算老有人喊改革“三冗”，该咋样还咋样。

这么看，宋朝经济快增长，内生动力和外力刺激都有，皇帝和士大夫肯定也看到了城乡差距，但他们偏要搞“刺激”政策搜刮民财，这叫本末倒置。老百姓更苦了，城乡更不平衡，长远看经济也停滞了。这种“增长”跟商品经济规律对着干，所以“积贫积弱”的帽子，戴得一点不冤。国家捞了钱不会花，跟穿华服的病秧子似的，最后被北方强灭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说到底，不管啥社会，增长不等于发展，按规律来，协调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参考文献：《宋史》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