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苏轼和司马光的极力反对-又是怎么回事 (王安石的变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)

北宋刚立国那会儿，最怕的就是搞出唐朝那种地方割据的局面，所以干脆把政、财、军权都收上来，分给不同的人管，说白了就是分化事权。政治上嘛，让文人当官，军事上呢，主打一个守内虚外，先保住自家地盘再说。

结果一职多官搞下来，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，人满为患。为了稳住社会，还得防着北边那些民族来打，于是搞“养兵”，军队规模也越滚越大。人多了，军队多了，钱袋子立马就绷不住了，这三样一搅和，北宋就落了个积弱积贫的毛病。

宋神宗上台后，看着这摊子事儿，觉得不行，得改，就重用王安石搞起了变法。可这改革刚动没多久，就碰了一鼻子灰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死活不同意。那问题来了，王安石的变法为啥会让司马光、苏轼他们都这么反对呢？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。

第一个原因，可能就是对当时国家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，认识得不够深。司马光这人，写文章、修史那是没得说，绝对的大佬。可一说到治国理政，就光会讲些大道理，翻翻他的从政履历，还真没见啥实打实的功绩。这么看，他对宋朝那些破事儿，估计也没太清醒。

第二个原因，王安石的变法，确实也出了些岔子。比如“青苗法”，本来是帮没钱的老百姓贷点款救急，结果下面那些官员为了出政绩，硬逼着根本不需要贷款的农民去贷，利息还高得吓人，老百姓被折腾得苦不堪言。还有“保甲法”，把募兵改成征兵，好多人为了不当兵，竟然自残，这也太离谱了。

第三个原因，俩人的治国理念根本不一样。司马光张口闭口就是“祖宗家法不能变”，主张在老框框里修修补补；王安石呢，觉得非得大刀阔斧改才行。王安石说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，意思是老百姓不增加税负，国家也能有钱；司马光却觉得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，要么在老百姓手里，要么在朝廷手里，根本不可能两头都占。这么一看，司马光确实有点太保守了。

虽说最后变法没成，但王安石那些新点子，后来好多朝代都跟着学呢，这历史功绩，还是挺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