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杨深秀生平简介-介绍-狱中诗 (杨深秀的后人)
杨深秀,山西闻喜县仪张村人,生于1849年4月24日,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,12岁成秀才,21岁中举,榜列第三名经魁,1871年22岁,入京参加辛未,同治十年,科会试,未中,在京拜师求教,钻研汉学...
杨深秀,山西闻喜县仪张村人,生于1849年4月24日,清道光二十九年那会儿。12岁就中了秀才,21岁又考中举人,还是第三名的经魁呢。1871年22岁,进京参加辛未科会试,没考上。他在京里拜师求教,钻研汉学,主张今文经学,特别喜欢《公羊传》。
1877到1878年,河北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好几个省都遭了大旱,山西最惨。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报里写:“赤地千有余里,饥民至五、六百万之众,大侵奇灾,古所未见。”
山西这么惨,在京的山西官和士子们,纷纷捐钱赈济老家。也有不少人请假回山西,要么看看家人,要么加入赈灾。1878年春天,杨深秀干脆放弃了科举考试,请假回了老家,团结官绅,兴利除弊,组织赈灾,还顺便续修了《闻喜县志》。
当时闻喜县令是陕西凤翔的陈作哲,对他回乡特别欢迎。杨深秀凭着他举人的身份、满肚子学问、好人品,还有刑部员外郎的官职,官绅和乡民都特别敬重他,成了大家伙儿都服的领袖。
闻喜县这次大旱中的赈灾,搞了两年。据光绪版《闻喜县志》载,当时灾民有41500多人,官绅前后捐了21900两银子,散放银米23次。官绅一起使劲,赈灾还算顺利,总共救了15810户、138730人。
灾后,杨深秀、潘梦凤、李润之这些在家的绅士们,又合计着给乡亲们减点驿费的负担。
县令陈作哲特别支持这个主意。根据全省善后总局发的“宫保曾公均减差徭章程”,裁掉一切乱七八糟的差事,规定每粮银一两,只出200文钱就行。还议了30多条新规。省里各级官府都批准了,1880年8月6日起,由大家选的正直明白的绅士照新规办。那年夏天麦子大丰收,一亩地能收一石;秋苗长得也好,绿油油的。民间生的小娃儿,比往年多了好几倍。这么着,赈灾的事儿就算办利索了。
1879年,山西巡抚曾国荃下令重修《山西通志》,让各县先修县志。县令陈作哲就把修县志的事儿交给了杨深秀来牵头。半年后,新县志修成了。杨深秀这次续修《闻喜县志》,新创了《志》《志补》《志续》三种体例,一共12卷。地形图也改了,把以前老套的“八景”废了,改成四个分图,用棋盘格子的样式,再结合罗盘的方向,每格纵横10里,比以前准多了。
《志斟》是一种新体例,比如旧志里的“沿革”部分,他就在原文上加按语,添新内容,参考了戴震的《汾州志》。还列了表,朝代封国、建置沿革、山水地名这些,分栏填,一目了然。
《志补》是旧志里没有的,纯新增的。比如《金石考》,按朝代分,列出本县的文物,说明出处,拿史书和文章来考证,这也是前人没做过的,参考了河南武授堂的《偃师》《安阳》二志。还有《星度考》,也是旧志没有的,用科学算法和实测代替了“星野”,还列了节气时刻,又新又准。
《志续》就是补以前漏掉的,或者续写前志没写的人物传记,新增的传记也写得简明清楚。
修志有三大难:一是体例要精细难,二是考据要准确难,三是文章要简洁难。杨深秀半年就搞定了,考据精确,文章雅练不说,体例都是跟大师学的。书成拿到省里,评价很高,是各县志里拔尖的。
1882年张之洞来山西当官,一上来就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、兴办有利的事儿。杨深秀借着这个机会,联合地方绅士,跟县令朱光绶建议,为了振兴大旱后闻喜孱弱的文风,应该永远免了新进生员身上的“公堂礼”。所谓的“公堂礼”,就是新考上的生员每次考试要交的考棚费、送礼费,确实是项弊政。县令朱光绶特别支持。上报后批准了,生员们终于不用再交这笔冤枉钱了,大伙儿都拍手叫好。立碑的时候,杨深秀应官绅请求,写了篇《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》的短文刻在正面。文章开头就一句话点题:“古之为政者,为民兴利而已。”这块碑现在还在,是唯一一件杨深秀生前留下的石碑。
曾国荃倡议重修《山西通志》,钦差阎敬铭也支持,请王轩主持通志局,后来又加了杨笃、杨深秀、张铁生他们几个。
1880年杨深秀被请到省城。福建人王仁堪当时是山西学政,特地请杨深秀做了太原府崇修书院的山长。崇修书院就在现在省第一博物馆西边那个小院,1865年筹建,1867年开课,学生都是晋中各县县学里拔尖的。
他还当过令德堂书院的协讲。令德堂书院1883年建的,从全省挑高材生进去深造,跟晋阳书院一样,是全省最好的书院。原来在太原府衙后面的宝贤堂(就是现在的省实验中学),张之洞上奏筹建,1884年5月正式开课。晋阳书院山长王轩被聘为令德堂的总校主讲,杨深秀、杨笃、张铁生他们都被聘为分校兼协讲。杨深秀在两书院里讲《尚书》,主张今文经学,说话特别有气势,学生们下课问他问题,他都耐心解答,追根到底。
19世纪80年代,山西的风气慢慢不像以前那么闭塞了。张之洞建令德堂的时候,还让人买了南方出的各种书。英国人李提摩太打着传教、赈灾的名义来山西,张之洞聘他当顾问,设了洋务局搞建设。虽然后来效果一般,但总算开了风气。杨深秀讲经的时候,用春秋公羊学启发学生,让他们“别沉迷八股文”。八股文就是时文,意思是要从八股文里跳出来,学点有用的改制立法的东西。太原的刘友风、榆次的刘奋熙都是他的好学生。刘奋熙考上进士后当官,两袖清风,总拿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,还把天下事当自己的事。刘友风虽然也考科举,但不光想着这个,后来编了《晋祠志》。两人都有他老师的影子。
修《山西通志》的时候,杨深秀也出了不少力,贡献挺大的。总纂是王轩,分纂有杨笃、杨深秀、张铁生他们。王轩天天跟杨深秀他们讨论体例,定了六门:图、谱、考略、记、录,每门又分36类。杨深秀负责《星度谱》2卷和《古迹考》8卷。《星度谱》用了当时最新的天文、历法、地理科学知识,他还有些自己的见解,能看出他科学水平不低,也挺务实的。《古迹考》在《通志》五十卷里,内容是从上古到明清,山西建过都、城邑的考证,还涉及宫室、祠庙、陵墓、寺观这些。跟《沿革谱》是姐妹篇,看完王轩的《沿革谱》,山西的古今沿革就清清楚楚,再看杨深秀的《古迹考》,山西各地的古迹名胜就更清楚了,像爬上一层楼,看得更远了。
1886年冬天,杨深秀离开太原回京,到刑部销了假。1889年春天,参加会试考中了贡士,又参加殿试,列在三甲。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输了,杨深秀特别为“甲午之耻”生气,琢磨着怎么报仇,却又“没地方申”。
1897年德国占了胶东半岛,杨深秀被正式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。他第一份奏疏就力主改革,说:“时势这么危急,不革除旧东西就没法图新,不变法就没法图强。”
1898年春天,他和康有为联系多了,参加了保国会和戊戌变法。变法前,他先上奏折,让皇上定国是、明赏罚,说:“从古到今当政的,没见过左右不定、摇摆不行的……要是看清楚时势变了,就一定要变法。不下明诏定国是、宣布维新、痛斥守旧,没法定方向、改旧俗。”光绪帝看了他的折子,终于下定决心,下诏宣布变法。后来,杨深秀在变法的关键时候,要么自己上奏折,要么和别人一起上,提了不少政策建议、方法步骤,皇上大多都采纳了,变成上谕发下去。一百多天里,他上了17份奏折。
1898年9月21日,慈禧太后发动政变,光绪帝被关,康梁跑了,变法失败了。杨深秀不管自己危险,想去南苑说服董福祥的军队反正,“用忠义打动他们,救皇上,反正了新政就能推行”。可惜抓他的人已经来了,他就从容被抓了。在狱里,他很有气节,慷慨激昂,在墙上写了三首诗激励后人。有一首说:“久拼生死一毛轻,臣罪偏由积毁成。自晓龙逢非俊物,何尝虎会敢徒行。圣人岂有胸中气,下士空思身后名。缧绁到头真不怨,未知谁复请长缨。”杨深秀9月24号被抓,三天后,在宣武门外菜市口被杀了,才49岁。他和另外五个被杀的,合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他从当御史起,就一直以“澄清天下”为己任。在历史关头,为了民族大义牺牲了自己。他相信历史前进的脚步谁也挡不住,后继者肯定会不断涌现。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,在他身上又一次体现了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