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-道安的生平简介 (东晋的杰出人物)

道安这人，是东晋时候一个特别牛的佛教学者，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（312年），卒于孝武太元十年（385年），活了七十四岁（也有说七十二的）。老家是常山扶柳县，就是现在河北冀州那块儿。家里本来是读书人，可惜世道乱，早早就没爹没妈了，从小跟着外兄孔氏长大。七岁开始读书，到十五岁，五经的文义已经摸得门儿清了，后来就转去学佛法了。十八岁出家（不过《名僧传抄》这么记，《高僧传》他们说是十二岁出家的，具体哪年得再唠唠）。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，前秦王苻坚打下襄阳的时候，他说过一句狠话：“朕带十万大军打襄阳，就得了一个人半。”这一人，说的就是道安大师。 道安本姓卫，还是常山扶柳人。小时候就机灵，十二岁就出家了。后来拜佛图澄为师，特别受赏识。北方一打仗，他就往南跑，在襄阳待了十五年，后来又去了长安，住了七年，人就没了。道安写书、译经可不少，对佛教贡献大了。从汉朝以来，佛学有两大块儿，一个是禅法，一个是般若，道安算是这两块的集大成者。他提倡“本无”（就是性空）的学问，是般若学六家之一；还定了戒规，主张僧人都用“释”当姓，后来的人都这么干。弟子也多，南北各地都有，像慧远、慧持这些名僧都是他教出来的。道安当时还管着译经，他盯着译出了《四阿含》《阿毗昙》这些经，加起来一百多万字。他还把以前的译本校订整理好，编了目录。他提的翻译文体问题和“五失本”“三不易”的翻译原则，后来影响可大了。这人学问又大见识又广，靠才辩和文学出名，文章当时文人都挺看重。 道安特别看重般若学，一辈子使劲儿讲这个经典，同时也重视戒律，到处搜求戒本，还注意禅法，给安世高译的禅籍写了不少注。因为他把前代的般若、禅法、戒律这些佛学都综合整理了，本来零散的佛学思想，总算能完整地摆出来了，所以道安大师被看作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。还有，道安出生的时候胳膊上多长了一块皮肉（像戴了个手钏），当时人就叫他“印手菩萨”。 史料里头说，道安因为世道乱，早没了父母，从小跟着外兄孔氏长大。七岁读书，十五岁五经就通了，后来学佛法。十八岁出家（《名僧传抄》这么记，《高僧传》说是十二岁）。他长得黑丑，剃度师父不怎么待见他，让他去地里干活，他也没啥怨言。过了几年，他才跟师父要佛经读，结果记忆力好得吓人，师父态度就变了，送他去受具足戒，还让他出去随便参学。大概二十四岁那年（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，335年），在石赵的邺都（现在河南临漳）碰到了佛图澄。佛图澄一见到他就特别赏识，对那些因为他丑陋就瞧不起他的人说：“这人有远见，你们比不了。”他就跟着佛图澄学了。 《高僧传》卷五说，佛图澄死了之后道安才离开邺都，这十三四年里，他老替佛图澄讲经，还解答了不少理论难题，赢得个“漆道人，惊四邻”的美名。 佛图澄死后，石虎当了皇帝（335年），内部乱套了，道安就离开河南，跑到山西的薓泽（现在临汾县境）住着。薓泽地方偏，能躲躲兵灾，所以竺法济、竺僧辅、竺道护他们都冒着险跑来，跟道安一起研究后汉安世高译的那些禅观方面的《阴持入经》《道地经》《大十二门经》，还写了注解。 道安在薓泽没待多久，又和同学法汰到飞龙山（现在河北涿鹿县境），跟僧光他们叙旧。僧光对禅定特别有研究，是道安还没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，见面就住下来一起研讨。这时候道安已经不搞“格义”了，他和僧光的一段辩论特别珍贵。《高僧传·僧光传》里写：“安曰：先旧格义，于理多违。光曰：且当分析逍遥，何容是非先达。安曰：弘赞教理，宜令允惬，法鼓竞鸣，何先何后？”这说明僧光思想比较保守，觉得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方法，能用就行，不用管对错。道安可不这么想，他认为弘扬教理，首先得正确，先达不先达的甭管。这大概就是佛图澄说的“远识”，也能看出道安的气派。 《高僧传》说，石虎死后（东晋穆帝永和五年，349年），石遵在位的时候，派中使请道安回邺都住华林园，还大修房子，但肯定没待多久，因为石遵在位才一百八十三天就被杀了，道安大概就在那乱的时候带着大伙儿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，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内弘法，还在太行恒山建了寺塔。那时候社会乱得不行，人民苦得要命，道安带着大家修行，一点儿不懈怠，在他身上和道场里，人们能找着精神安慰。所以“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”，慧远也是这时候跟着他出家的。武邑太守卢歆听说道安德行好，专门派人请他去讲经。后来又回邺都，住受都寺，这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了。 那时候石赵灭亡都八年了，冉闵和慕容儁的混战也结束了，慕容儁虽然在邺都建了后燕，但不太信佛，加上战乱不停，元气没恢复，《高僧传》说“天灾旱蝗，寇贼纵横”，“人情萧索”，道安不得不带着大伙儿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，没多久又渡过黄河到河南的陆浑县（现在嵩县境）。当慕容儁派慕容恪打河南的时候，习凿齿从襄阳写信给道安，请他南下弘法，他就和同学、弟子们离开河南，走到新野。为了多传播佛法，他让同学法汰带着弟子昙一、昙二等四十多人去扬州，又让同学法和去四川，自己带着慧远等四百多人到襄阳，先住白马寺，后来又建了檀溪寺。 襄阳那时候还属东晋，社会环境比较安定，道安在那儿住了十五年，事业发展得可顺了。 佛教刚传中国那会儿，为了适应咱们的思考方式，老拿老庄术语来比附解释佛理，这叫“格义”。道安早年也这么干过，但后来觉得用“格义”理解佛理，总有局限，还容易误解。所以道安跑到飞龙山（现在山西浑源西南）的时候，跟老朋友僧光法师讨论这事，表示对格义不满意，说“先旧格义，于理多违”，但僧光觉得格义是先达创的，不能随便说对错，主张守着老法子。道安立场就很明确，坚持弘扬教理别管先后，得先求准确。道安不拘泥旧说，敢创新，一代宗师的派头，这时候就看出来了。 石赵灭亡后，北方乱得停不下来。为了躲战祸，道安带着四百多徒弟决定离开北方，往东晋的地盘襄阳走。走到新野（河南新野县）的时候，道安派部分徒弟去巴蜀，部分去扬州，自己带着大部分门徒继续南下襄阳。 往襄阳之前，道安的名气早就传遍东晋了。到了襄阳，东晋各地的学士都抢着去拜他为师。当时荆州刺史桓豁、襄阳镇守朱序、宣威将军郗超这些人，都和道安有来往，有的请他讲法，有的供养东西，挺支持他的。其中郗超不仅送来一千斛米，还写了好多封信，特别殷勤。但这些人里，和道安交情最深的，还是东晋名士习凿齿。 习凿齿学问大见识广，靠文名出名，辩才早就天下闻名了。道安到襄阳之前，习凿齿也早就听说过道安的大名，特意写信打招呼还亲自去拜访，自我介绍：“四海习凿齿。”道安马上接话：“弥天释道安。”两人一来一回，禅味儿十足，当时的人都夸这是名对。习凿齿后来还向谢安推荐道安，使劲说他学问渊博、道风严谨，不靠神通迷惑人，全凭智慧远见和道德学问要求自己、教别人，所以风格特别不一样。 道安南下襄阳那会儿，东晋玄学正火，清谈名士们天天聊本末、有无、体用这些玄学话题，上层社会影响可大了。为了适应这风气，道安弘法的时候，就专门讲能和玄学融通的大乘般若学，把玄学界的争论拉到般若学里讨论，搞出了影响深远的“本无宗”，成了般若学里最早最有成的宗派，这是道安对早期佛教传播的大贡献。同时，为了发展般若学风，道安在襄阳十五年，每年讲两遍《放光般若经》，一次没落下，还不断搞新解，把玄风引到江东，玄学家们都挺欢迎。玄学名士习凿齿把道安的弘法活动叫“玄波溢漾”“玄味远猷”，这就说明东晋上层社会的玄学士大夫们多尊崇佛教了。 另外，道安觉得佛教传到中国后，虽然译了不少佛经，但文体难、语言深，加上翻译水平参差不齐，时间一长，传抄错漏越来越多，甚至出了好多后人编的“伪经”。有鉴于此，道安到处搜求各种译本，筛选整理后，编了《综理众经目录》，也叫《道安录》。这书在校阅群经的基础上，严格考订各经译者和翻译年代，还辨别真伪、评定新旧，收录了后汉到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，差不多两百年间的汉译佛典和注经作品，是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。《道安录》出来后，其他经录也跟着出，但基本都是在它基础上扩展的。道安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，对整理佛典、保存佛教文化，贡献可大了。 在注疏经典方面，因为旧译经典常有错，导致深义埋没、文理不通。为此，道安看了好多经，先后给《般若》《道行》《密迹》《安般》这些经典研寻文义，把佛经分成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块儿，经旨一目了然，从此经义更有系统了。 道安注经的时候，曾发愿：“我要是说的符合佛旨，请显个瑞相指点。”当晚，果然梦见一个白首长眉尊者来说：“你注的经，都合佛旨。因为佛指示我不得涅槃，要帮你弘扬佛道。”后来《十诵律》传到中国，慧远才知道道安梦里的僧人，是宾头卢尊者。 随着道安南下，佛法传播范围越来越大，各地僧团越来越多，为了让僧尼有规矩，道安参照当时的律学，结合实际需求，制定了一套僧尼戒规，把僧尼的活动纳入正轨，对当时僧团影响可大了。 道安之前，中土沙门都跟师父姓，师父是天竺的姓“竺”，月支的姓“支”，各地各门姓氏不一，门派就分了。道安觉得“大师之本，莫尊释迦”，决定佛门一律用“释”当姓。后来《增一阿含经》传到中国，经里果然记载：“四河入海，无复河名；四姓为沙门，皆称释种。”道安的想法，和佛经不谋而合，所以佛教界都认同了，统一用“释”当姓，代代相传，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。 前秦王苻坚早就听说过道安的大名。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（378年），苻坚派军南下，次年打下襄阳，道安被送到长安，住五重寺，特别受推崇礼遇。因为有苻坚护持，道安主持着几千人的大道场，还组了个译经工作群，当时中外翻译人才都来了，道安亲自指导选经翻译，对译的经典详细校订，一一作序。主要译小乘说一切有部经典，也兼译部分大乘佛经，总共译出佛经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，约一百多万字。 主持译经的时候，道安总结了译经的经验和困难，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。因为佛经翻译有五种情况没法和梵文原意完全对得上，还有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，所以道安提倡直译，主张译笔要质朴，这观点对后来翻译影响可大了。隋代译经家彦琮在《辨正论》里就引用道安的见解，还对他“洞入幽微，能究深隐”大加赞赏！ 在戒律方面，当时戒本还不全，但他觉得戒律可以“开缘”。这和后来传的菩萨戒精神相符，也和《般若经》的义理一致。在禅定方面，他认为修禅的境界能让修禅的人忘我，让世界安乐，不是追求个人精神享受或者什么超自然力。他主张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半天用“考文”“察句”的方法，得透过复杂文句，体会精神实质，才不会把虚豁的真如当成能生万有的第一因，才能把第一义谛和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。 这些佛经出来很久了，旧译常有错，导致深义没传开；每次讲经，只能讲讲大意，念念经就完了。道安把经典都看遍了，钩深致远；他注的《般若》《道行》《密迹》《安般》这些经，都寻文比句，讲清楚起止之义，还分析疑问、甄别解答，总共二十二卷。序言写得渊博丰富，妙尽了玄旨；条理清楚，文理融会贯通。经义能明白，是从道安开始的。 到了桓灵时期，佛经传来的渐渐多了，安清朔佛、支谶严调他们翻译，法轮传到心里，但没人整理；从道安开始，才编了目录，评定翻译人才，标出翻译年月。好经典能考证，实在靠的他。 道安在襄阳，除了搞佛学研究和著述，每年还讲两次《放光般若经》，《高僧传》说“四方之士，竞往师之”，可见法席多热闹；所以就得制定僧规了。《高僧传》卷五本传说：“安既德为物宗，学兼三藏，所制僧尼轨范，佛法宪章，条为三例：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；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；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。” 当时效果特别好，习凿齿给谢安的信里说：“来此见释道安，故是远胜，非常道士，师徒数百，斋讲不倦。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，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；而师徒肃肃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济济，乃是吾由来所未见。”这是习凿齿亲眼见的。道安的风范对佛教界影响很大，所以“天下寺舍，遂则而从之”。东晋的封疆大吏像桓朗子、朱序、杨弘忠、郄超等，都特别敬重他，有的请他开示，有的供养食米千斛，有的送铜万斤。他创立檀溪寺，“建塔五层，起房四百”，工程多大啊。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，也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、金坐像、结珠弥勒像、金箔绣像、织成像各一尊，可能是为了庄严檀溪寺。东晋孝武帝还下诏表扬道安，让地方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。这些都说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，各方面都干得特成功。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（379），苻坚派苻丕打下襄阳，道安和习凿齿都被请去了。苻坚还说襄阳之役只得了一个人半，一人指道安，半人就是习凿齿。苻坚得到道安后，请他住长安五重寺，那年他六十七了。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里，除了带着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经，最主要的就是组织翻译事业。比如昙摩难提翻译《中阿含经》《增一阿含经》《三法度论》，僧伽提婆翻译《阿毗昙八犍度论》，鸠摩罗跋提翻译《毗昙心论》《四阿鋡暮抄》，昙摩鞞翻译《摩诃钵罗蜜经抄》，耶舍翻译《鼻奈耶》，他都亲自和竺佛念、道整、法和他们一起参加了翻译工作，有时候对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者劝人重译。他在《摩诃钵罗蜜经抄序》上说的翻译有五失本、三不易，都是经验之谈，给后来的译经指了正道。 《高僧传》卷五说，魏晋时期沙门都跟师父姓，姓氏各不相同；道安觉得“大师之本，莫尊释迦”，才改姓释。他学问广博、文学素养也好，成了长安一般士子请教的对象，当时有“学不师安，义不中难”的谚语，能想象他被社会多看重。所以当苻坚想进攻东晋，朝臣劝谏没用的时候，大家又请道安“为苍生致一言”。道安有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时候进言规劝，但苻坚不听，最后败亡了。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（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，385）二月，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