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有什么用人特点-宋神宗执政时期下的宋朝是什么样的 (他有什么用?)

元丰年间的北宋政坛，官员大概分这么几拨。第一拨，是被后人骂成“奸臣”的，占了中书省；第二拨，是那些敢直来直去说话的言官，占了台谏；第三拨，是原先跟着王安石变法的骨干，后来慢慢不用了；第四拨，是以前被冷落的保守派老臣，又重新受重视了。宋神宗就在这几拨人里头挑挑拣拣，最后弄出了元丰年间那套挺特殊的政治玩法。

一、被“奸臣”占据的中书

宋神宗朝被列入奸臣传的五位官员里，有三个是在元丰时期被重用的，还都做到了中书省的高位，分别是蔡确、邢恕、章惇。蔡确这人，字持正，中了进士后先去邠州当司理参军。熙宁年间，靠着王安石和邓绾的提拔，当上了监察御史里行。熙宁六年正月，王安石跟着皇帝去看灯，骑马进了宣德门，结果被守门的衙士呵斥，还把他的马给刺伤了。

王安石当时就炸了，先把衙士送开封府，又罢了个御药院的内侍，还不解气。蔡确知道宋神宗这时候对王安石的强势已经有点不爽了，就赶紧上章弹劾王安石，说：

“宿衙之士，拱衙人主而已，宰相下马非其处，衙士所应呵也。而开封府观望宰相，反用不应为之法，杖衙士者十人，自是以后，衙士孰敢守其职哉?”

宋神宗没追究王安石，但对蔡确这话挺满意。蔡确算是摸透了神宗的心思，从这时候起，神宗就对他另眼相看了。元丰元年四月，蔡确知道神宗对御史邓润甫在治相州案子里的表现不满意，就上章弹劾邓润甫欺下罔上，邓润甫因此被赶出御史中丞，去抚州当知州，蔡确则顺理成章接了他的位子。

没多久，蔡确又弹劾沈括，说沈括作为近臣，知道朝廷新法不方便，不公开说，却私下跟执政商量，这是想动摇新法啊，沈括就被贬去宣州当知州了。蔡确挺会揣摩神宗心思，老借着神宗对新法的坚持，弹劾别人有二心，好让神宗更信任他。

元丰年间，王珪和吴充一起当宰相，王珪嫉妒吴充，就听了蔡确的怂恿，劝神宗多搞边事，好保住自己的位子，这宰相当得真不算君子。宋神宗到元丰年间，政治经验攒了不少，用人的手段也“纯熟”了——当然，这“纯熟”是跟熙宁年间比。那时候王安石和变法派没了，神宗也不用偷偷摸摸培养“耳目”“股肱”了。可惜的是，神宗把用“耳目”“股肱”的心得一直带到了元丰年间的——在他心里，官员才能比人品重要，忠诚又比才能重要。就因为这样，蔡确、邢恕这些会拍马屁的小人，才能长期待在他身边。

二、被直言敢谏之臣占据的台谏

宋神宗挑言官，有个大概的谱儿——得跟司马光似的。熙宁四年，神宗跟近臣感叹：“要是光老在身边，我这当皇帝的还能犯错？”元丰五年，新官制快颁行的时候，神宗还对辅臣说：“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！”司马光当言官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说真话，而且学问大，对政事有自己一套看法，神宗挺尊敬他。熙宁年间，神宗提拔杨绘、刘挚这些人当言官，就是看中了他们敢直来直去。

后来因为这俩跟变法派矛盾太深，神宗没办法，把他们贬到地方去了。元丰年间，神宗自己完全掌握了变法主动权，挑言官也随心所欲了。跟中书省多小人比，这时候的台谏倒显得挺“清流”。

代表人物有邓润甫、蔡承禧、周尹、王安礼这些人。邓润甫，字温伯，熙宁年间被王安石提拔为编修中书条例，后来神宗又升他当知制诰。熙宁八年，他和邓绾一块儿查郑侠的案子，神宗挺满意他。郑侠案过后，邓润甫上书说：“最近这群臣子光顾着互相攻击，这可不是好事，得多用些老实厚道的人来改改风气。”神宗听了挺认可。熙宁九年，他又上书说要任用些旧臣，还说李宪不能当征讨安南的将帅。后来还带着言官蔡承禧、彭汝砺他们，老说别随便挑起边事。元丰元年，因为被蔡确诬陷，被赶出御史中丞，去抚州当知州了。蔡承禧，字景繁，熙宁八年升为监察御史，蔡承禧嘛，总的来说是支持神宗搞新法的。熙宁九年，邓润甫上书说要参用旧人，蔡承禧觉得“现在的毛病在于百官都不肯好好干活儿”，在他眼里朝廷缺的是“精明强干的人”。结果神宗又提拔吕惠卿这种小人，这情况不就更糟了？蔡承禧提了好几次意见都不听，觉得自己不适合当言官，就请求辞职。

熙宁最后那两三年，以王安石、吕惠卿为首的变法派慢慢从中央失势走了，但这只是说变法的直接主导权从王安石手里转到了神宗手里，那些具体推行新法的骨干，并没受牵连。元丰年间，随着神宗自己对新法慢慢变得保守，原先变法派的骨干，比如薛向、李定这些人，因为各种原因被神宗骂或者贬了。

三、被逐渐弃用的原先变法派的骨干

薛向，字师正，有点军事才能，神宗刚继位那会儿，他献过《西陲利害》十五篇，早年还跟种谔一起招降过横山的蕃部。但比起军事，他的理财本事更突出。熙宁初，神宗让他当江、浙、荆、淮发运使，熙宁三年代理三司使，明堂礼办完后，升了右谏议大夫。不过神宗对薛向也不完全放心，早在熙宁四年就说过“向性質不如羅拯”。元丰元年九月，薛向和吕公著一起知枢密院，薛向对吕公著挺恭敬，吕公著对他的印象也好了点。元丰三年，因为反对让老百姓养马（说那样老百姓家破人亡），被谏官弹劾“当大臣的，有事不当面说，背后说坏话骗名声”，神宗就认为他“论事反复，无大臣体”，罢官去颍州当知州了。

李定，字资深，跟王安石学的，因为说青苗法好，被王安石看重，推荐给神宗，神宗让他当了太子中允、监察御史里行。结果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这些人因为弹劾李定越级当官，都被罢官了。熙宁年间，李定因为不给生母守丧，被士大夫们集体弹劾，只有王安石替他说话，李定心里不踏实，就辞职了。熙宁八年，李定加集贤殿修撰，去明州当知州。

元丰初年，李定又被神宗重用，还一度升了御史中丞。神宗挺喜欢李定，说过“听你的话就够了”。熙宁四年，李定也受了养马案的牵连，神宗觉得“既然朝廷已经贬了薛向，而且新法也没改，李定就不敢说话了，这说明他一开始就不实在”，就罢了他的官，让他去河阳当知州。就神宗元丰时期对新法的反思来说，他不至于因为薛向不满养马伤民就贬他，其实神宗最在意的是他“论事反复，无大臣体”——说白了，就是看不起皇帝的权威。

说到底，君主独裁这套体制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着皇帝最后拍板儿的权力，但实际行政权又交给士大夫官僚，为了让国家利益最大化。可宋神宗一个人把大小事儿全包了，这其实跟北宋搞君主独裁的初衷，好像有点背道而驰啊。